辛亥革命中一位风云文人的浮沉(4)

    刘师培作为一名封建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由于时代风云的刺激与几位革命友人的影响，才迅速而匆忙地走进民主革命队伍。尽管他撰写了不少宣传民主革命的文章与著作，但只要细加分析，就可以看到他对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领会是不深的，而且夹杂着大量的封建国粹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因素。例如，他在著名的《中国民约精义》-书里，就认为无政府主义“亦出于民约论之一份子”，把无政府主义等同于民主主义：在《论激烈的好处》一文中，他鼓吹破坏一切、打倒一切，说：“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的。”这说明刘师培在接受民主主义思想时是极其表面浮泛的。他既不像严复那样曾对西方思想学术有着较长时间切实认真的研究与思考，因而有透彻的了解：也不像孙中山、邹容乃至梁启超等人那样，在激烈、尖锐的政治斗争实践中，对民主制度有真切的向往与坚定的信仰：甚至也不像张謇等人那样，已经和中国刚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刘师培始终基本上没有离开自小就寄生的那块封建土壤，而和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一直很隔膜。当革命风潮高涨时，他只是从几本流行的宣传书中匆忙而又肤浅地接受了一些民主主义思想的片段，一旦革命遭受挫折进入低潮，他的根基不牢的民主主义思想就不再能唤起他的热情，且很快就会垮下来。

    刘师培在1907年初到达日本时，正是中国民主革命遭受挫折、民主主义思想受到挑战、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期：同盟会内部开始产生深刻的思想分歧与组织分裂、章太炎、张继等人发起了第一次“倒孙风潮”。孙中山与他创立的三民主义遭到了全面攻击。孙中山与他的战友向中国人民大力介绍鼓吹的资本主义美好蓝图，在西方和日本早就陷入危机，这种危机在刘师培来到日本后，鲜明具体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刘师培写道：

    “欧美日本，世人徒震其外观之文明，然按其实际，则平民之苦，有远甚于中国者。……伦敦市街东端有贫民窟，周围数十方里，数家聚居一室，冬夏均赤体相对，有一衣服，则辗转易用；出以攫财，父招其子，兄勉其弟，莫非盗财御人之术，实伦敦市犯罪养成所也……。’

    “佣工既贫，……不得不出于同盟罢工。资本家对于此举，或将所役佣工，尽行解雇，使数万失业之民，迫于死亡之惨：或借用国家之威力，征以重兵，肆行虐杀。”

    “欧美之况，固闻而后知者也；欲穷文明国之实际，则曷向日本东京本所区，一观日本贫民之况乎！……    欧美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二十世纪初年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病无疑说明：和卢梭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对于曾对资本主义前景怀有不切实际的美好憧憬、容易激动又十分脆弱的刘师培来说，是多么强烈的思想打击。刘师培对民主革命失望了，企图“别筹革命之方”，由于他所处环境的影响与他自身的特点，他迅速接受了无政府主义。

    刘师培在1907年初到达日本，正是国际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之时。日本社会党也分裂成软、硬两派，以辛德秋水为首的“硬派”大力倡导与宣传无政府主义，在日本风靡一时。正处于思想彷徨之中的刘师培很快受到他们的影响，结交了不少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阅读日本与欧美各派无政府主义的大量著作：从施蒂纳尔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消极无政府主义，到克鲁鲍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以及蒲鲁东、巴枯宁等。刘还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并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刘师培经过比较选择，最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有区别地对待各派无政府主义，主要接受了克鲁鲍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他说：“今之欲改造世界者约有两派，一为社会主义，一为无政府主义。”二者相较，“社会主义所由劣于无政府主义也。”⑨而在各派无政府主义中，“苦鲁巴特金之学说于共产无政府主义最为圆满。”据刘自述，对克鲁鲍特金的著作，刘在到日本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读了“《新青年》、《无政府之哲学》、《互助》、《自由合意》、《货银制度》（B．《面包掠夺》-、二章）”等，几乎包括了克氏的全部主要著作。外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理论成为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渊源。

    在刘师培接受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章太炎、张继等人的思想影响也发生了很大作用。章、张二人在同盟会内部比刘师培地位高、影响大。他们又是刘师培在同盟会内最为接近的人，特别是章太炎，对刘师培有更大的影响。而章、张二人都比刘师培更早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张继早在1903年就翻译了《无政府主义>，后又翻译了《总同盟罢工》：章太炎在1906年秋从上海出狱来到东京后，写下了著名的《五无论》、《国家论》等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还与张继一道向幸德秋水求教。刘师培到日本后，在思想上受到他们的直接影响，只是刘以其惯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偏执狂热，比他们走得更远。如章太炎写了《非黄》，指责黄宗羲的民主政治主张，刘则写了《非六子》，除黄宗羲外，将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江慎修、戴东原等清代有民主政治倾向的进步思想家一概骂倒：章写了几篇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后，很快觉悟，与之告别，刘则不仅有其言，而且有其行，组织起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与《衡报》，较长期陷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狂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