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的人生轨迹(7)

　　1913年3月，蒋翊武在长沙，惊悉宋教仁被刺，于是又立即赶到武昌。在这之前，孙中山已派田桐来武汉，函瞩季雨霖、熊秉坤、詹大悲等革命将领“振奋精神，重新努力”。“于是，季、熊、詹、田密议，决定筹组改进团。蒋回汉后，虽未被列为领导成员，仍积极联络旧部，参与改进团的活动。4月中旬，改进团以国民党交通部名义，组织各界在满春戏院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到会者3000余人。大会号召全国声讨袁逆，并发起罢工、罢市、罢课及抗粮抗税运动……蒋翊武还领导了社会上‘公民拒债会’，抗议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阴谋。”

　　第三、高风亮节，临危不惧。武昌首义胜利之后，不甘心失败的满清朝廷，曾经组织了多次反扑致使战事连连吃紧。10月下旬，蒋翊武敦促黄兴来到武汉督战，自愿作为黄兴的助手，协同指挥阳夏战争，调度全军后勤。当时汉阳民军约在13000人以上，后增到2万余人，另有民夫数千人修筑工事，全部给养由蒋负责。蒋还协助黄兴将汉阳民军整编为第一军，在汉阳四面设防，亟谋反攻。11月27日，汉阳失陷，黄兴主张放弃武汉受到严厉指责，当晚便乘轮赶赴上海。就在许多人落井下石的时候，只有蒋翊武对黄兴表示挽留，为之送行。当时武昌的情形是：清军的大炮自龟山向武昌城内轰击，机关职员、居民等纷纷逃避。黎元洪屈于压力，虽然口说坚守武汉城，实际上极为勉强；孙武貌似镇定，内心非常怯弱。黄兴一去，战时总司令无人代理，黎元洪任命万廷献为护理总司令，蒋翊武为监军，而万廷献就职仅１日便知难而去。危难之际，在军政府遴选总司令的紧急会议上，有此资格的本有3位，但谁也不肯勉为其难。于是众推蒋翊武接任，吴兆麟说：“蒋君翊武甚得人和，足以胜任。”于是舍生忘死的蒋翊武临危受命，以“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职务，设司令部于武昌洪山宝通寺，“独支危局，矢志死守”，带领战友们布阵设防，守危城，却强敌，迫使清兵停战。不久蒋翊武在被人排挤，又被任命为招抚使的情况下，还虚怀若谷，以大局为重，率领一批追随者在汉口设立招抚使署，踏踏实实地采取措施运动清兵，使许多清兵被感化，纷纷投诚起义。清廷见大势已去，被迫议和，清帝退位。这样，武昌保卫战的胜利，才保住了武昌首义的革命成果，保住了共和政体的顺利诞生。

　　第四、情系战友，行侠仗义。1911年11月9日，是彭、刘、杨三烈士就义的“月忌日”，蒋翊武作为鄂军政府的特派代表和首义志士到武昌紫阳路，主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因“文学社为举义死者十之八九”，故宣布“皇殿”改名为“辛亥首义烈士祠（今紫阳路155号）”。又确定在原督署东辕门内，日后建三烈士碑、亭，改平阅路为彭刘杨路等。这些首义遗址的建立与命名，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之后，黎元洪以裁军为借口大批清除文学社军职人员，更加不遗余力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在伪造“国栋宪章改造关防”假案杀害王国栋，欲捕杀王宪章之后。又以“托词改革政治，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捕杀祝制六、江光国、藤亚纲3人，株连数十人，多数被“立时枪毙”。接着，又无理查封“大江报”，通缉何海鸣、淩大同等。往往在这些危机时刻，蒋翊武都挺身而出，竭力营救，或是通知他们事先转移，为革命保存力量。

　　1912年8月，张振武、方维等被害后，蒋翊武义愤填膺，亲自到袁世凯的总统府诘责，表示抗议；对袁世凯以每月800银元高薪聘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授予他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以及授予一级文虎勋章等，都“一如当初，固辞不受”。                                     

　　第五、谦虚谨慎，不图虚名。1912年10月，蒋翊武回到阔别3年的家乡。这时，蒋翊武已经由一个普通平常的小青年，成为一个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人士。尤其是他在武汉主持文学社和筹划武昌起义的故事，早已在他的家乡广为流传。当他即将荣回故里的消息传来，澧州（此时的澧州由直隶州改为澧州行政厅）各界喜气洋洋，予以热烈的期盼和隆重欢迎，在他将要经过的地方张灯结彩。澧州行政厅还将县城的“多安桥”改名“翊武桥”，将东门改称“翊武门”，将正街改称“翊武街”。然而，蒋翊武并不居功自傲，也不希望惊动各方，更不希望自己的到来给地方耗费财力。他从长沙乘船到津市之后，然后弃舟步行20里，绕道小南门进城，在黄昏时不露声色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第二天，澧州行政厅要员纷纷来拜访蒋翊武。蒋翊武却反复强调自己无功可颂，不值得享受如此殊荣，希望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桥梁、街道、门楼，都恢复以往的名称。其后，他在澧州行政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演说，强调“革命事业远未完成，民国前途多艰，瞻望前景，实所堪虑，尚有赖同胞振作精神，继续奋进”。

　　四、蒋翊武的为国殉难

　　蒋翊武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桂林渡过的。他是在谭延闿宣布取消湖南独立，同时遭到袁世凯通缉，被迫亡命出走的。

　　蒋翊武高尚的人格魅力所表现的超群才能，是他组织、领导武昌首义胜利的重要因素。但他捍卫民主共和、舍生取义的精神，却使得袁世凯、黎元洪对他恨之入骨。1913年8月6日，袁世凯终于将蒋翊武列为清除对象，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同时，新上任才几天的国务总理熊希龄，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下达了一份对蒋翊武的通缉令，要求各地“严厉拿解”；副总统兼参谋总长鄂督黎元鸿也发出布告，要求各地积极配合中央缉拿蒋翊武。

　　就在袁世凯、黎元洪大肆杀害革命党人之时，革命党人纷纷出走，相率东渡日本作为避难之所。其实蒋翊武也选择了前往日本寻求避难的下策。他的行走路线：第一方案是从水路出上海，却“恐汉口有阻”；第二方案是乘火车经萍乡至上海，由于讨袁将领李烈钧、林虎已经败退，其部队也被遣散，因而也“恐江西稽查有失”。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幕僚中有位叫易俊民的对蒋翊武说：“我在广西有年，与广西军队官佐过从甚密，不如暂走广西而再图之。”于是，蒋翊武听从了他的建议，决议从广西出逃，然后再作打算。

　　蒋翊武带着他的随从离开长沙以后，悄悄地来到了湖南与广西交界的永州。从湖南的永州到广西全州的唐家市，有一条简易的马路相通。8月29日上午，蒋翊武与湖南送行的朋友均乘轿子，过了边界，他们相互说了几句祝福道别的话，蒋翊武一行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