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的人生轨迹(6)

　　第四、首倡“二次革命”，紧紧追随孙中山捍卫民主共和

　　蒋翊武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始终坚持文学社“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为了发动武昌起义，他多次征求孙中山、黄兴的意见，并且派人赴上海，敦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到武汉“主持大计”。武昌起义后的1912年初，大批立宪党人、官僚政客为谋取功名利禄纷纷自立山头，围攻孙中山，拥护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时候，蒋翊武则参与组织民宪公会和鄂军毕血会，创《民心报》，拥孙（中山）、黄（兴）而斥袁（世凯）、黎（元洪），坚持民主立场，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提供保障。不久蒋翊武被黎元洪、孙武排挤，前往北京，袁世凯曾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等高官厚禄引诱蒋翊武，而蒋翊武坚辞不受，坚定地维护共和，誓与孙中山命运与共。就在孙中山极为困难的时期，蒋翊武又毅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4月，孙中山在“尽让政权于袁”的原则下，受任全国铁路督办，袁世凯窃权成功。接着，袁世凯立即与窃取了“首义元勋”荣誉的黎元洪相互勾结，大肆搜捕、迫害革命党人，文学社骨干张廷辅师长，社员江光国、祝制六、藤亚刚、方维等先后被害，张振武因曾与蒋翊武反对裁军，也被诱杀于北京。同时，黎元洪“利用起义士兵和人士之间的内部矛盾，利用共进会与文学社之间矛盾，杀害起义士兵和起义人士，还利用共进会残害文学社……光马队的官兵就杀害了一百多人，是分批在阅马场杀掉的”。即使这样，蒋翊武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袁世凯、黎元洪的斗争。10月，蒋翊武与詹大悲从北京回到武汉，在汉口扬子街设立国民党汉口交通部机关，二人分任正、副部长，一方面抓党务建设，一方面抓舆论宣传，接办张振武的《震旦民报》，与湖北当局的御用报纸《群报》进行笔战。蒋翊武发表了《黎元洪竟效汉高耶？》、《床下英雄传》等文，成为国民党在两湖地区的有力喉舌。

　　1913年2月，宋教仁来到武汉，在蒋翊武主持的欢迎会上抨击时政，指斥袁世凯政府的种种失策，倡言责任内阁。3月，在袁世凯的一手策划下，国民党领袖、蒋翊武的老战友、良师益友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所指使的特务暗杀，这对蒋翊武的打击很大。这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筹措借款的孙中山，才从“欲治民国，袁总统适足当之”的错觉中醒来，立即回到上海，派遣密使，致书蒋翊武，付以重托。但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领袖人物还在围绕宋教仁被暗杀的事件，是武力讨袁还是法律解决问题的争论中。而蒋翊武却果敢地坚持武力讨袁，首倡“二次革命”。成为“二次革命”中坚定的主战力量，湖南“二次革命”最出色的旗手。湖南都督谭延闿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宣布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正式加入全国讨袁的阵营。

　　7月，蒋翊武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有人认为革命党人敌不过袁世凯，劝他不要介入，他说：‘不然！清末时，吾党无一枪一弹，尚且革命成功，今有数省独立，而国民党又占优势，岂有不可为耶……志在革命，岂顾一切’。”蒋翊武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发表讨袁檄文，指出“袁世凯以无赖之小人，握全国之政柄。国人方推诚相与，冀促进于共和。袁贼竟阴谋背叛，敢实行其专制，延引豺虎，吸我脂膏；取彼凶残，大施杀戮”；“翊武本拥护共和之心，掬忱陨泪，告我军人：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尚望当日同志，共鉴此心，联翩奋起，慷慨同仇”。同时，蒋翊武还警告黎元洪不要与袁世凯狼狈为奸，组织讨袁武装，展开一系列讨袁活动，促成了全国讨袁活动高潮迭起。然而，袁世凯解除几位国民党都督职权之后，全国讨袁力量急剧削弱，形势急转直下，加上袁世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疯狂镇压，革命军连连失利，孙中山、黄兴再次出走，东渡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

　　蒋翊武在上述创建民主共和历史功勋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民主革命的经验。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他的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看到他一方面为当时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地基础；一方面又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确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斗争方针与策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蒋翊武的人格魅力

　　在蒋翊武的一生中，他那立志高远、忧国忧民、勤奋务实、好学致用、敢于创新、顺时而动、不计名利、不屈不挠、舍生取义、高风亮节的精神特质和作风，都构成了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因而，他能在当时地域观念较强的湖北地区扎足，用他超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成为湖北地区乃至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军人物，团结各路同志，为捍卫民主共和的胜利成果立下不朽的功勋，树立起光辉的楷模形象。具体来说，他的人格魅力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真诚执着，勇于创新。1910年的中秋节，群治学社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决定将群治学社的名称改为“振武学社”，蒋翊武参加了成立大会。不久，振武学社的社长杨王鹏、李六如等领导人身份暴露，遭到黎元洪的迫害。11月，他们决定将振武学社的党务领导工作全权托付给蒋翊武。蒋翊武从参加群治学社到执掌振武学社领导大权，一共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那么，杨王鹏为什么将振武学社的领导权交给蒋翊武呢？这除了蒋翊武思想先进，革命立场坚定，追求执着之外，还与蒋翊武为人真诚、朴实敦厚，工作勤奋务实，深得人心分不开的。振武学社成立一个月的时候，蒋翊武便利用假日，召集各标营代表20余人在蛇山抱冰堂召开秘密会议，制定标营队各代表负责公约规程，创立了“士兵代表制度”。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而后，他察觉到清政府对振武学社的监视之后，便立即创建文学社，并采取各种措施，避开清廷耳目，保证了文学社的正常运转和迅速壮大，顺利地担负起各项任务，为以后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

　　第二、顾全大局，不计名利。武昌首义之前，蒋翊武在提出文学社与共进会实行革命团体联合的倡议之后，共进会在几次会谈中都表现出对文学社的轻蔑态度，使得文学社的同志认为共进会革命动机不纯，不屑与之为伍。在这种情况下，蒋翊武坚持说服大家：“起义是大事，两个团体联合搞才行，各尽各的心吧！谁对谁不对，将来会有公论的。”

　　武昌首义胜利之后，就在蒋翊武返回武昌进城门的时候，守城的同志见到首倡举义的领袖回来，自然是非常高兴，但同时也为蒋翊武只在军政府任顾问兼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感到不满。蒋翊武却没有流露出任何消极情绪，再次明确表示革命同志不以争功为要，而以推翻满清为要。并说：我辈做事在实际不在名位，以余之望轻才浅，居此最高之位置，非但无益于鄂，而我辈革命之进行或反阻滞。还有的同志因为蒋翊武勋劳卓著，每次大会，都想请黎都督任命蒋翊武为副都督，蒋翊武便立刻制止说：“此次起义翊武不过逐群附队，藉同志热心毅力，幸底于成，无寸功可言。诸君此举是否果爱翊武乎？诸君若果爱翊武则不直属以举鼎绝膑之事，以重翊武之过，而速翊武之谤也。”这时，他虽然在军政府里空有其名，但他还是把精力放在协助维护社会治安、扩编民军、为武汉外围及湖北一些地方的策动工作上。如武昌总部以他的名义派员到襄阳与章裕昆谋划独立，支持唐牺支光复荆宜，援助光复后的汉川、京山、黄州、麻城等。同时，蒋翊武又积极推动各省反正，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他在刘公、孙武等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独自承担起指挥的责任，按照起义前约定，立即派人赴湘，敦促湖南革命党人即刻举义响应。湖南都督府首任军务部部长阎鸿飞回忆道：“武昌起义的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到长沙，携有蒋翊武的介绍信。他们先到体育社找焦达峰、阎鸿飞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