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的人生轨迹(5)

　　第二、积极运动新军，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蒋翊武认为“当今天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系军队为要着”。正是从这个原则出发，1909年，蒋翊武与刘复基赶赴武昌，加入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并协助詹大悲办群治学社的机关报《商务报》。接着，蒋翊武在“今言革命者，欲借权清廷，莫如投身军界，联络士兵”的思想指导下，经老同学黄贞元介绍，化名伯夔，投入黎元洪所部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班长）。而后，他在主持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时，便把运动（改造）新军作为主要工作，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在他的主持下，文学社缜密地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制定严密的组织原则。规定凡是加入文学社的社员要有介绍人三人以上，对入社对象进行严格审查，确认与文学社宗旨相合的，才吸收为社员。并且只吸收士兵，不要官佐，更不要会党与商人，惟与学界有些联系。因此，“社中分子纯粹，均来自社会底层，富有革命性”。

　　二是规定严格的组织制度。一方面是形成文学社领导核心集团，作为领导革命的指挥中心。“文学社核心同志273人，为该社坚强之骨干，经常传递机密。”“正司令由蒋翊武亲自担任，正司令部的职员亦定人定位定职责。”为了保证总社工作的正常运转，又专门在武昌设立文学社机关部，由刘复基主持，负责日常的联络工作。另一方面是建立了新军各标、营的代表制度，由代表总管标、营联络，从而打入新军的“队”中。这就把反革命的武装改造成了革命工具，把新军改造成了革命的武装，保证了革命高潮到来时，一旦号召起义，标、营代表就可按原有建制进行统领，指挥战斗。同时，“随着起义日程的临近，文学社正式实行军事编制，其编制毕当日实数，概计480支队有奇，125整队有奇”。并且规定“二十人为一支队，每支队設支队长一员，四支队为一整队，每整队设整队长一员，副整队长一员，设司书一员”。第三方面是建立标、营、队的代表与总队的单线联系制度，相互不发生横向联系，以保证基层组织的独立完整，避免遭受敌人大规模的破坏。

　　三是确立扩充组织的方针，做到“务使标中人员无一非吾党之人”。蒋翊武利用一切机会和关系，亲自深入各标营士兵中，通过对一个个新军士兵的教育、争取，和对一队队新军的分化瓦解，反复进行革命宣传，发展社员，壮大力量，终于撼动了清王朝的反动支柱，把反革命的武装改变成为革命的工具。同时又组设阳夏支部，负责汉口、汉阳及河南信阳等地的事务。还分派社员到湘、川、皖、苏各省新军中为联络员，又于军队之外，建立机关部、通讯部等秘密组织。这样文学社就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首义一旦发动或成功，形成各省联合行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1911年，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风潮的兴起，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为鼓动民气，发表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等文章，系统传播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引来清廷对《大江报》的查封。武汉空气顿时紧张，鄂督下令逮捕了詹大悲、何海鸣，同志们按捺不住。蒋翊武“虑军中有变，着刘复基代表总部星驰各标安抚，瞩各位同志加倍慎重，以候时机之至”。不久，蒋翊武认为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便加紧策划武昌起义，并在八月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武昌起义尽管在起义前夜，蒋翊武发布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的情况下，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翊武原来下达的命令，在一夜之间使革命如期成功。这不能说不是蒋翊武带领文学社脚踏实地为起义充分准备的结果。

　　因此，参加起义的第 31标第2营右队严荣华说，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蒋在10月9日果敢地发布第一道起义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党人在接到命令后，早就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了起义的全盘计划，又了解到本单位的作战任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秋光，曾经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一文中指出：“从武昌起义的筹备情况来看，文学社起了主导作用。因为所有关于起义的军事筹划和布置，均由文学社负责，共进会只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有关政治和后勤的事务。起义之中，军事当为第一要务，而文学社在此方面占有操持全局、举足轻重的位置。”

　　第三、加强团结，寻求联合，壮大革命同盟　

　　蒋翊武始终把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作为壮大革命队伍，取得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径。以蒋翊武、刘复基等湖南人为首的文学社，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纲领，为隐藏起见，其简章仅言“联合同志研究文学”，而实际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革命主张”。文学社成立后，以《大江报》为宣传阵地，在新军中大力发展社员，将校研究团、益智社、神州学社全体加入。其后又设立阳夏支部，社员以新军为主，商、学两界亦有人参加。1911年上半年，发展极为迅速，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到1911年5月，加入文学社的新军占到湖北新军的五分之一,达到3000多人；“至8、9月间，入社者更达八九千之众，总人数占湖北新军的十分之七八。”到起义时，文学社的成员达到11000多人。如果包括军政学商等经过争取而同情革命的人，其数量更大。以孙武为主要组织者的湖北共进会，主要靠个人关系发展组织，其会员分布在商界、学界、军界等共约两千人，其中到武昌起义前夕，军队中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因此，它也是湖北革命团体中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1911年伴随起义时机的成熟，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革命团体的联合被提到议事日程。5月10日，蒋翊武在主持文学社的大会上，提出了与孙武所领导的共进会合作的议题，议题获得通过后，他立即派刘复基前往洽谈。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10号，正式举行联合会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还集中讨论了起义方案，由孙武提名，一致通过推举蒋翊武为起义临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从而使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