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馆主陈范(4)

　　至于《苏报》，它是陈范管辖的报纸，陈范接管后《苏报》倾向的转变，无不折射出陈范思想的变化，只不过，中国革命史上这样一件庄严的事件，竟以这种近似闹剧式的形式上演，确实令人感叹。然而，历史毕竟不是哲学，它的表层总是鲜活的、生动的，而它的深层是受必然性的规律制约的，因此，苏报案以这样的形式上演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1903年5月27日，陈范正式聘章士钊为主笔到7月7日《苏报》被查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以昂扬的姿态、澎湃的激情、犀利的文笔发表了一系列有着强烈革命色彩的文章。其中将革命声浪发挥到极致的一是大力推崇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另一件事是章太炎批驳康有为的政论文的发表，它们将《苏报》后期的反满革命声浪推进到顶点。

　　《苏报》如此的张扬和无所顾忌，早已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震惊和仇视，只是一时还没有发作，到介绍和颂扬《革命军》的一组文章以及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见诸报端后，清统治者是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要向《苏报》下毒手了，而《苏报》在发出了一连串的雷霆之音后，终于走到了它辉煌的顶点，也是它的终点。

　　卷入苏报案

　　1903年6月20日，清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称：“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者邪说，已饬查禁密拿。”6月21日，清廷根据魏光焘的电报下旨说：“朝廷锐意兴学，方期造就通才，储为国用。乃近来各省学生，潜心肄业者固不乏人，而沾染习气肆行无忌者正服不免。似此猖狂悖谬，行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所有学堂条规，并著督饬认真整顿，力挽浇风。以期经正民兴，勿误歧趣，是为至要。”本来，魏光焘的电报和这份谕旨都只是很概括地叙说了当时的情势，并没有具体地指向《苏报》，但是，6月23日，署湖广总督端方却给魏光焘去了一封急电，内中提到了《苏报》，说：“上海苏报系衡山陈编修鼎胞兄所开，悍谬横肆，为患非小。”并希望魏“设法收回自开”，否则，“我办一事，被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长期以来，《苏报》针砭时弊的激烈言论早已引起了当道者的注意和忌恨，只是暂时隐忍未发而已，现在，有了清廷的谕旨再加上端方的电报，《苏报》的厄运终于到了。

　　于是，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要他联络租界当局共同查办爱国学社和《苏报》。俞明震（1860—1918年），浙江山阴人，此人思想比较开通，不同于一般的旧式官僚靠给上司打小报告攻击同类或用革命者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早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字割让台湾后，台湾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割台斗争，俞明震曾被台湾人民推举为副伯理玺天德（副总统），失败后，退回大陆，隐瞒了自己的经历，以道员身份隐于江南，后任南京陆师学堂总办。章士钊为南京陆师学堂学生时，就得到俞的赏识，后来，陆师学堂闹学潮，章士钊率高材生三十余人退学至上海，俞“阳怒之而而阴佐之”，可见俞明震在内心是赞成学生的举措的。后来，章士钊主编《苏报》时，屡屡对俞抨击，而俞总是“辄阅之一笑”。这个人也就是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所说的那个“新党”，是“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的那个矿务学堂总办，他号恪士，是“江南名士”，苏报案发生后，他也未再做官了。苏报案初起时，清方尚未决定派谁去查办，俞明震恐伤士类，主动要求去处理此事，于是才有魏光焘派俞明震去上海之举。

　　1903年6月25日，俞明震亲自到苏报馆找陈范，恰逢陈范外出。第二天，俞又召见了吴稚晖，对吴说：“苏报闹得太利害了，梦坡我熟人，……先生等劝其温和些，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亦太凶。”吴稚晖说：“二人脾气，恪士先生所知，但朝政如此，亦难怪出言愤激。”俞明震听到这里，皱了皱眉，又对吴说：“话如此说，太利害，也叫当道受不了。”并起身至窗前案上，抽出一公文给吴看，原来是两江总督魏光焘所发的命令：“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吴稚晖读至此，该公文就被俞明震抽回，并笑着与吴稚晖一同吃面。

　　俞明震作为查办大员，屈尊亲访苏报馆，后又召吴稚晖告之内情，这是在暗通关节，提醒陈范、章太炎、章士钊等应有所节制。这一方面是当时官场办案的一种作风，在事情未发生前，预先告知当事人，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方面也是俞明震开明的反映，他“恐伤士类”，有意放过苏报馆一干人。

　　《苏报》接到这样的警告后，根本不理睬这些忠告，依然我行我素，倡言无忌，6月26日，竟刊出文章《论江南陆师学堂指退学生为革命党事》，竟指名斥责俞明震。27日、28日又连续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文章，抨击清廷，声称“革命之事不可一日缓”。29日，更是登峰造极，将章太炎驳康有为的长文摘录一段，冠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的标题发表，矛头直指清朝皇帝载湉，斥之为“小丑”。这下当道者真的“受不了”，清朝当局查封了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颠沛流离的生活

　　案发后，陈范在友人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陈范等先到东京后又到了横滨，在横滨山下町寓所，陈范终于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革命巨子孙中山先生，孙中山的音容笑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孙中山对革命的见解，使他很受教育和鼓舞。

　　1904年（光绪三十年）冬，冯自由、梁慕光、胡毅生等人在横滨组织洪门三点会，陈范携其二妾和女儿陈撷芬与会，陈范加入了该会，这是陈范一生中又一个转折，如果说以前办《苏报》，由宣传改良到倡导革命，那是思想和言论的转化，那么，这次，他加入洪门，就是投身到革命的实践中去了。后来，洪门策划和参与多起武装起义，陈范作为洪门中的一员，虽未亲历战阵杀敌，但他积极奔走，为武装起义募集资金，声援国内的反清斗争，为革命做了不少事情。

　　这时，陈范的生活已十分艰难，“贫困无以自给”。在来日本之前，陈范曾有过婚姻，元配常州袁氏，可惜早故，续弦常州庄氏，也死去。陈范有两子两女，即儿子陈嶷、陈仲彝和女儿陈撷芬、陈信芳，他们是袁氏和庄氏所生。次子陈仲彝在苏报案中被逮捕，与章炳麟、邹容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他受到了拷问，逼其交出其父的下落，后虽释放，但清廷仍追问不止，致使他不得不逃走躲避，后去广西河源县为驻营书记生，糊口数年，辛亥年冬死于广东客馆，有一子，可惜三岁时夭折。陈嶷在案发后出走，不知所终。在庄氏去世后，陈范曾续聘某氏为妻，还未举行婚礼，不料苏报案发生，这位女子的父亲认为陈范已成为犯人，正遭清廷通缉，就不承认了这门婚事，将其女另嫁他人。因此，此时的陈范可谓家破人亡，妻死子散，身边仅有两妾两女陪伴。既然已落魄到这份田地，陈范也觉得不应再连累家里人，加之这时女权思想逐渐兴起，陈范受其感染也倡导男女平权，于是将其两妾改嫁。对于两个女儿，陈范向来是爱护备至的，特别是长女陈撷芬，很有才气，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在上海创办《女学报》，提倡女学，鼓吹男女平权，因随《苏报》一起发行，被称为“女苏报”，后因苏报案受牵连被查封。在友人的帮助下，陈范将他的两个女儿安置在日本学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