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馆主陈范(3)

　　但是，也应该看到，属于维新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正在涌起一股新的浪潮，而陈范和他所掌握的报纸仍在宣传变法，宣扬立宪救国，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致使读苏报者，诧为怪诞。

　　这时，上海报业界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著名的报纸很多，竞争很激烈。从一开始，《苏报》就面临着严重的困境，一是稿源匮乏，其次是销售不畅，有倒闭的危险。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改变了陈范和《苏报》的命运。1900年夏，唐才常、林圭等人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陈范也参加了这个会。随后，1901年春在愚园发动的拒俄密约事件和后来的“张园”演说会，都能见到陈范的身影，可以看出，急剧变化的时局对陈范的影响是很大的，陈范也在随着变化的时局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从保皇、勤王而渐趋激进，随着陈范思想的变化，《苏报》的政治态度也在悄然转变。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4月，由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共有会员一百多人，陈范也是成员之一，教育会开会，陈范任评议员。中国教育会成立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发生退学事件，退学学生求助于中国教育会，中国教育会经过商议，决定接受学生的请求，于这年11月16日，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任总理，“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陈范参加了开社典礼，并合影留念。爱国学社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人数越来越多。

　　陈范思想的变化，必然影响《苏报》的舆论导向。爱国学社成立后，经费不足，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报社写评论一篇，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为报酬，此时正为稿源发愁的陈范当即应允，于是互受其利，而《苏报》遂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实际上，《苏报》成为爱国学社的机关报了。

　　上海南洋公学退学事件发生后，引起了陈范和《苏报》的关注，《苏报》率先报道此事，澄清事情真相、赞扬学生的正义举动，斥责校方和顽固教习的愚昧、蛮横。后来，南京陆师学堂也发生了退学事件，《苏报》也给予了报道，抨击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那时，清政府实行“新政”，各地竞相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这自然是件好事，有利于新式教育的普及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传播，但也如此，学堂内新旧思想交织，两种文明冲突得很厉害。罢课、退学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也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众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很多报刊深怕触动时忌，不敢报道或仅是轻描淡写地提及。《苏报》特立独行，热情报道各地学潮情况。1903年2月，《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一栏，将各地学堂中的腐败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进步师生的抗争。这样，《苏报》大为世人瞩目，不但稿源不成问题，销售量也是节节攀升。

　　如果仅仅报道学界风潮，抨击权贵，那也最多只是态度偏激而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报》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措词越发尖锐，矛头指向也更加明确了。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三十年（1904年）是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阶段，革命派须要舆论阵地，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活动中心主要是上海，《苏报》就是他们建立的第一个舆论阵地，当时《苏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立场宣明的文章。

　　1903年5月27日，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为《苏报》主笔，“《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6月1日，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大改革，使得形式更加活泼，内容更加充实、精练，论说的份量重了，战斗性更强了，几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众家报林之中。

　　6月7日，章士钊在《苏报》上发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矛头直指满清大吏。

　　第二天清晨，陈范一见该文大惊，来到章士钊床前（此时章士钊尚未起床），“声叙本报不得作如斯猖獗状，自取覆亡”，要求言论有所节制，复归于恰当。当时，章士钊感到很难堪，“不知所答，几于面壁无言”。陈范也就暂时隐忍退去了。此后，章士钊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思忖“助人为理，覆人之产，不祥”，但是违背自己的志愿，勉强作些迎合时局的文章，也是不情愿的，准备辞职离馆。正在彷徨的时候，傍晚，陈范又至，“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并毅然对章士钊说：“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章士钊一听大喜过望，此后，《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尽情挥洒”，“外间之远迩轰动，官僚之随时恫吓”，皆“置若罔闻，丝毫无动于中”，而“陈氏父女亦殊自安其素，并无片言商取进止”。

　　陈范何以前后判若两人呢？这是有隐情的。原来陈范在张园演说会场中，结识了一个叫钱宝仁的人，钱是镇江流氓，他参加张园演说会，也装模作样地登台慷慨陈词一翻，但语无伦次。他与陈范密谈，自称是孙中山，秘密返国“策动革命”，陈范对此“深信不疑”。钱曾手示一小瓶，神秘兮兮地对陈范说是绿气（即氯气），“足可抵御捕役”，他还对陈范说某处有金佛，可往取之，一生吃穿受用不尽，对于这些，陈范也都相信了。因此，陈范一开始读章士钊文章后的惊骇，是其感情的真实流露，后来的“出语壮烈”，是出于钱宝仁的指示。后来，陈范让钱宝仁到苏报馆帮忙，吴稚晖、蔡元培看出了此人的虚假，吴稚晖对陈范说钱宝仁不可靠，陈范不以为然，称钱氏“至圣至仁至义”。吴稚晖听后大骇，觉得不值反驳，遂听其自便。“于是一切革命策略，惟钱宝仁之马首是瞻，不自违异”。如此说来，陈范似乎有些“愚陋”了，而后来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竟是“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也”。其实，也不能完全作如是观，骗子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他总是巧言令色，深谙被骗者的心理，投其所好。陈范交友不慎，轻信人言，在吴稚晖的提醒下，仍执迷不悟，确实有失精明，但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潮和陈范此前的思想变迁，可以看出，陈范是同情和倾向革命的，如若陈范不赞成革命或反对革命，何以会列名爱国学社并参加张园演说会？又何以会与吴稚晖、蔡元培等革命志士过从甚密呢？还应该注意到钱宝仁是以孙中山的名义行骗的，说明陈范是心存革命信念的，革命党孙中山在他心中是有威望的，这样，骗子的伎俩才可能得手，看来，这位“孙中山”是假的，陈范对孙中山的仰慕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