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庵先生年系(6)

　　同盟会成立后，机关刊物《民报》社随之设立。出版的第一期《民报》5000份无法发行。先生得知情况后，电告曹将3000份寄回国内，由日知会发行，另2000份，由曹亚伯等人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发行。由此，“《民报》之声价，风行海内外。”《武昌革命真史》（前编）17页。

　　七月，同盟会设立执行部（包括庶务部、书记部、内务部、外务部、会计部、总理部六部）、司法部、评议部，其所设各部，除庶务部延续至辛亥革命，其他各大部、小部或形同虚设，或不到一年自行消失。“在庚戌辛亥二年间，东京同盟会本部之重要职员仍为刘揆一、何天炯诸人，及武昌革命军起，各省踵之。留东党人乃纷纷内渡，参加实际工作，而民国遂以告成。于是乎同盟会党纲之三大主义，形式上乃毕其二焉。”冯自由《革命逸史》，285、290页。

　　秋，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先生等人深知立宪骗局，当五大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时，日知会会员吴樾、杨笃生、胡瑛在北京正阳门东车站欲将其炸死，未遂。吴樾遇难，杨笃生、胡瑛潜逃。

　　秋，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留日学生群情义愤，秋瑾等人回国。孙中山得日本外务省6000元和日本政要万元款项，章太炎等讨要2000元后，孙中山携款离开横滨。陈天华以投海殉国。先生得知陈天华壮举后，悲痛万分，亲自出马，安排吴贡三、殷子衡大量印刷陈天华所著《警世钟》、《猛回头》和与陈天华同样壮举的姚宏业的《绝命书》等，并带头散发。组织的集会演讲，声势更大，言辞更加激烈。以示对英烈的深切哀悼和怀念。

　　秋，曹亚伯带日本东洋宣教会中田主教到武昌圣公会，与先生及冯特民相见。曹请刘、冯两人主盟同盟会，并劝其加盟同盟会。在曹君一再劝说下，先生与朱子龙、冯特民在国内加盟了同盟会。自此，“同盟会与日知会声气息息相通。”《武昌革命真史》（前编）97页。未出国的其他日知会员，无人加入同盟会，有的甚至反感同盟会誓词。同盟会只是各革命组织的联合体，和日知会根本没有上下关系。日知会在国内革命的领导地位并未被同盟会取代。

　　初冬，先生与胡兰亭、曹亚伯商议日知会扩充事宜，商定设立干事部，得到美国教会人士同意。

　　孙中山从日至欧，在法国巴黎一旅馆被人将欧洲同盟会

　　会员名册盗走。（如此绝密文件竟放在旅馆？）

　　冬，范腾霄赴日学习海军，先生为之送行，嘱其将日知会主义传入日本。范《辛亥革命前之社团运动》写道：“同年冬季，余奉派赴日学习海军，正会事鼎盛时，静庵谓先有亚伯之赴法，继有余之赴日，虽离别情绪，至为可伤，然希望余等以主义传之异国，其任务之重大，尤远胜厮守祖国也。”《利川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94页。

　　1906（清光绪32）年，丙午，32岁。

　　日知会发展一日千里。年初，仅武汉日知会会员万人以上。二月，召开干事部成立会（并非日知会成立时间）。会上，先生被推举为总干事，李亚东、辜天保等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濮以正等为评议员。干事部成立后，先生组织召开了干事部会议。会议认为，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应趁此时机，在湘鄂赣等地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之后，“军学界重要会员如吴兆麟、李亚东、辜天保、范腾霄、卢保三、徐竹平、黄家麟、潘善伯、李胜美、黄警亚、蔡达生等数十人皆分途运动。”见《武昌革命真史》（前编）10～11页。

　　春，先生派吴昆到香港，请黄兴在南洋等地筹款，以备起义。

　　春，熊十力组织的黄冈军学界讲习所成为日知会分会。

　　春，九江圣公会牧师胡厚斋在武昌日知会听先生演讲后，大受感动，回九江设“开化书报室”，仿日知会之法，办平民学校，搞集会演讲，以开风气。见《武昌革命真史》（前编）129页。

　　春，先生的学生，日知会员余诚回武汉，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协助先生工作。当时，同盟会在湖北等地无任何根基。这年前后，日知会兴办江汉公学和东游预备科，将文华书院刊物“文华学界”改为日知会机关刊物，兴办《楚报》。经先生提议，文华书院设立了大学部，即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先生亲自教授国文。

　　黄冈吴贡三创办的“鸠译书舍”正式成为日知会秘密印刷厂，大量印刷革命书刊。革命火焰成全国燎原之势。

　　五月初八，法人欧几罗到武汉“考察”。先生得知法国政府有意帮助中国革命，异常兴奋，亲往汉口迎接欧几罗。欢迎会上，欧为武汉革命形势而振奋，激情演讲，称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革命团体。欢迎会后，合影留念。到会者数百人。日知会实情暴露。

　　初夏，清庭令南北新军于秋季会操于河南。黄冈军学界党人熊十力等人建议趁机大举。计议阴结荆襄巴蜀及河南等地会党在各地发难，当清庭派兵镇压时，军中同志趁机大举，克定中原。先生觉得条件尚不成熟，劝其忍耐，等待援款，不可冒然行事，打难整体部署。许多同志对此不解，经先生陈述利弊，晓之以理，计议取消。之后，熊十力在学界活动时，被学监刘邦骥告之张彪，在季雨霖掩护下脱险。黄冈军学界讲习所遭到破坏。见《武昌革命真史》（前编）135-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