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的领军人物汤增壁(2)

　　《民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为大型政论型刊物，初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出版。主要栏目有：图画、论说、时评、谈丛、译丛、选录等，其所载文章，以政论文为主，间亦附记时事述评，登载少数译著小说。其第l至5期由胡汉民主编，第6至24期由章太炎主编（其中第19至22期由陶成章代理主编）。自章太炎担任主编并为撰稿人后，亦常载其学术论文。每期6万至8万字不等。其间还出版过“号外”1张，《天讨》增刊1册。编辑兼发行人署名于报端的有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四人。先后参与编撰工作的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汪东、章太炎、刘师培、汤增壁、黄侃等。孙中山先生亲自为《民报》撰写发刊词，第一次将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因此，“三民主义”也就成为《民报》宣传的主要内容。

　　《民报》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就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平均地权等问题与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所主办的《新民丛报》进行了一场尖锐论战。它驳斥了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反对土地国有等主张，抵制了改良派的政治影响，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广大革命群众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一时成为革命斗争的战斗号角，起了重要的进步作用。

    　此外，《民报》还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报》第2期登载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其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这是中国首次译载《共产党宣言》。

　　《民报》的出版，使民主革命思潮在国内进步人士中广泛流传，也和国外进步舆论相呼应，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它的创刊号先后再版了7次，第2、3期各再版了5次，仍然供不应求，最高发行量达到1.7万份。

　　《民报》出至第23期时由汤增壁担任副编辑。汤增璧为了掩护身份，其在革命的宣传生涯中先后以余波、揆郑、曼华、伯夔、邓诚等笔名发表了《人世之悲观》、《崇侠篇》、《哀政闻社员》、《陆军学生之无告》、《亚洲和亲之希望》、《革命之心理》、《湖广总督之滑稽》等文章，篇篇如重磅炸弹，震动朝野，惊醒国人；因而，汤增璧得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并邀请其为代笔。

　　当时，由于同盟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汤增壁因此转而鼓吹暗杀。他在《民报》第24期上发表了《革命之心理》一文。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以《革命之心理》一文“激扬暗杀”为理由，下令禁止《民报》发行。在停刊一年后，《民报》于1910年1月又在日本秘密印行，由汪精卫在东京编印了第25、26期，出版地则委托巴黎，于1910年2月终刊。

　　1908年，他主办的《江西》杂志在日本发行，卷首刊有同盟会会员章太炎题字和苏曼殊画作。同年，他任《民报》副主编，猛烈抨击专制统治，鼓吹民族革命。不久，日本当局封禁《民报》。宣统二年(1910)，汤增壁回国，在北京任报馆编辑。次年，武昌起义爆发，他随同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在汉阳前线，协助工作。汉阳失守，他随军撤退。1912年，与返乡的黄兴在长沙相聚，并陪同黄兴到萍乡赴安源考察矿务。1914年，汤增壁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尔后他辗转于南昌、长沙、青岛等地中学教书。1927年初，由李烈钧推荐，任国民政府秘书和侨务委员会秘书长。不久蒋介石执政，汤增壁受排挤遭冷落，经老友介绍担任中央大学国文系兼职教授。1929年，由同盟会同事胡汉民推荐，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在此期间，家乡东桥开展苏维埃革命，受挫的乡亲十余人逃至南京，在汤增壁家中避难，他佯装不知，留他们住数月，长的达数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汤增壁随国民政府由重庆返回南京，在新成立的国史馆任纂修。1948年春，汤增壁病故，留有《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同盟感旧录》传世。

　　汤增璧父亲去世，孙中山亲赠挽联曰：“敢将古史少文惠；常忆新作非武侯。”以示尊敬。清光绪32年（1906年）12月，中国同盟会在汤增璧的家乡江西萍乡县策动萍乡安源煤矿矿工及湖南浏阳县、醴陵县六龙山洪江会会党，决定乘清地方官封印之时，发动“萍、浏、醴三路武装起义”。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回国联络各方，并在长沙设立起义总部主持起义工作。12月4日，因消息泄露，清军突袭了萍乡麻石起义总机关，迫使萍乡与醴陵两路率先起义，成立了“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一举攻占浏阳高家头，并连克萍乡、宜春等地，控制了四、五个县的区域，队伍扩充至3万余人。清廷立即派湘鄂赣苏等省5万精兵围攻起义军。12月12日，清军攻占浏阳南市街，起义失败，刘道一不幸被俘不屈殉难。孙中山先生闻知刘道一牺牲非常悲痛，特嘱汤增璧为其代笔挽之。汤增璧写道：“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及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清光绪33年（1907年）2月3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为刘道一烈士召开隆重的追悼会，汤增璧为孙中山先生代笔的《挽刘道一》一文，使在场之人听后无不涕泪横流。因汤增璧文笔流畅、妙语连珠，世人争之传颂，张继先生则将《挽刘道一》一文书录于横幅妥为珍藏，因而汤增璧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国学大师、革命宣传家。清光绪33年（1907年）8月，因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只顾策动两广起义而疏于会务，因而与会中骨干宋教仁等发生矛盾，致使日本中国同盟会总部无人主持，成一盘散沙之状。汤增璧与张伯祥、孙武、焦达峰等90余名革命党人为了重振革命雄风，在日本东京清风亭成立进步社团“共进会”。因同盟会成立之初，黄兴、宋教仁等大多数革命党人就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思想，后因考虑到兴中会与华兴会的团结，黄兴等才被迫放弃自己的观点，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而今，共进会会员多是不赞成“平均地权”思想的同盟会会员，所以其会成立后将同盟会誓词“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为本会之纲领。因共进会同仁革命士气兴旺，使其成为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组织中最为活跃、最具活力、最大规模的革命团体。清光绪33年（1907年），孙中山、黄兴决定在广西河口发动武装起义，号召党内精英200余人到越南河内组织敢死队，汤增璧应招赶到越南河内，积极投身到这场起义之中。

 　　清光绪34年（1908年）初，中华革命军南军总司令黄兴率领200余名敢死队员越界进入广西发动起义，起义军以少胜多打了几个胜仗，但因敌众我寡最终失败，被迫退入越南。4月30日，黄明堂率领广西镇南关起义军余部百余名战士攻占云南河口，清军防营的革命志士内应起义军，击毙清边防督办王镇邦。而后，起义军分兵攻克南溪、直逼蒙自，在数日内发展到3000余人。5月3日，云南国民军总司令黄兴奉命赶赴河口督率各军，但因黄兴无钱无饷，各军不听黄兴的调遣，黄兴被迫返回越南河内，不想被越南法警截留驱逐出境，并封锁了中越边境，断绝了起义军的后勤补给线；因而，使河口起义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清廷派云贵粤三省清兵联合围攻起义军；4月26日，河口陷落于敌手，起义军被迫退入越南，被法军缴械后，押送新加坡解散，致使起义失败。清政府对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进行迫害；因汤增璧参加了广西、云南河口起义被清廷侦知，勒令将其开除官费留学生资格。清光绪34年（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与清朝政府相互勾结，指示东京警视厅查封了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因而汤增璧失去了宣传阵地，其应革命家陶成章之邀至东京大成中学附设中国留学女生讲习所充任国文教师。但汤增璧不肯放弃革命的宣传阵地，他利用课余时间，独资创办了进步刊物《江西》杂志，并将杂志秘密运送到国内发行，继续向腐朽没落的清廷政府进行口诛笔伐。汤增璧的一支笔，胜过十万支毛瑟枪，清政府对此怕得要命，因此不惜花重金收买了同盟会会员汪公权，命其行刺汤增璧。汪公权乘汤增璧去中国留学女生讲习所上课之时，潜入汤增璧的住地向其日常使用的茶壶内投下毒药。汤增璧下课归来饮茶时不幸中毒，幸被前来探望他的章太炎先生及时发现，立即将汤增璧送往医院抢救，才使汤增璧脱离危险。中国同盟会为惩罚叛徒为汤增璧报仇，派遣杀手在上海击毙了已经逃回国内的叛徒汪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