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孙中山的国际地位与影响

　　提到孙中山，中国人脑海里首先想到的他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者，伟大民族英雄与爱国者。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孙中山长期生活在日本、南洋及欧美等地，懂日语、英语等多国语言，熟悉世界大势与时代潮流，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领袖人物。他的政治影响不局限于中国，在整个亚洲都有重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孙中山去世后，英国的报纸发表评论指出：“世界留心时事之人，几已无不认孙逸仙博士为近代民族自决运动史上独一无二之突出人物。”

孙中山

　　“要做亚洲的主人翁”

　　19世纪中叶以后，亚洲各国相继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其中，中国、暹罗是西方列强控制的半殖民地，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律宾先后沦为西班牙与美国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半岛（包括今越南、老挝、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印度、缅甸、马来半岛、印尼则是英国的殖民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一天开始，东亚各国的志士就开始了反抗西方列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最痛恨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他谴责说：“他们用少数人既压制了本洲和本国的多数人，更把那种流毒推广到亚洲来压我们九万万的大多数，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这真是非常残酷，真是可恶已极！”孙中山历来把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解放与亚洲各弱小民族的独立及自由解放视为一体之两面，他真诚地希望亚洲被压迫的各民族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进行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运动，“不做欧洲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人翁”。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把扶助亚洲弱小民族的独立自由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早在兴中会时代，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横滨的寓所就是中国与朝鲜、越南、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印尼等亚洲国家民主革命志士聚会的重要场所。不甘心充当日本亡国奴的台湾志士蒋渭水、连横、赖和等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不仅结束了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在古老的亚洲大陆尝试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所产生的影响显然不局限于中国本身，而是十分广泛而且深远的。1913年5月18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中写道：“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

　　辛亥革命在中国率先爆发，对亚洲产生的影响最为广泛，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志士的影响尤其巨大。一方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志士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他们拿起这个思想武器与西方殖民者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志士把新生的中华民国当作他们可以依靠的对象，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廖仲恺等重要革命领袖与朝鲜、越南等众多亚洲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志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2年间，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新亚同济社”的秘密结社，陈其美担任该社监督。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后来回忆说：“民国元年底，袁（世凯）氏促叔（指陈其美）出洋考察工商，先汇四万元来申，此款由我代管。但不满两个月即用罄。其中大半为帮助同志，其五（分）之一约计八千元左右，为帮助朝鲜、安南、印度革命党人，及朝鲜在中国留学生之学费等，此可知其对于世界革命之工作也。某年寒假，予至沪省叔，见其寓处正举行会议，参加者有高丽、安南、印度、马来、暹罗（今泰国）等人。会后，由叔招待晚餐。予初不解，后请示于叔，始知系东方各民族联合革命团体，而由叔主持者。此盖我叔坚信中国之民族革命，一方面自求民族革命之成功，同时并当协助东方各民族致力于反帝工作。”之后，中国、朝鲜、印度、暹罗、菲律宾以及日本等国的青年学子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东方青年协会”，孙中山是这个协会“最热心的赞助者之一”。宋庆龄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在1915年及其后一段时期，我们在东京的寓所里经常坐满来自亚洲及世界各地的革命者。”

　　1917年后，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孙中山先后担任革命政府的大元帅、非常大总统、大总统，广州又成为东亚各国革命志士聚集的中心。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在廖仲恺的具体帮助下，在广州组织了亚洲被压迫民族协会，参加这个协会的有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的革命志士与民族主义者。

1912年1月，孙中山和总统府职员合影

　　此外，孙中山一生周游世界各国，所到之处也有不少机会与东亚各国民族民主革命志士接触，并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的著作被翻译成东西方各国的语言文字，在东亚各国广为传播。这些著作与用各种文字写成的孙中山的传记也在东亚国家中得到广泛传播，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孙中山对朝鲜民族主义领袖与志士的影响

　　1910年，朝鲜半岛被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吞并后，朝鲜民族主义者恢复祖国的革命活动一直得到了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的支持与同情，双方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1919年4月，流亡在国外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中国上海成立了以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921年10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申圭植奉李承晚之命携带国书到广州拜访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孙中山说：“先生系我老同志，辱蒙远道过访，至为感谢。此次复以韩国国使资格，相会一堂，尤所庆幸。”申圭植对孙中山说：“圭植自辛亥年亡命来华，适逢中国革命，遂入同盟会，追随我大总统，参加第一次革命。其意盖谓中韩两国革命同样重要，中国革命成功之日，即韩国独立解放之时。圭植不才，愿效包申胥，作秦廷之泣也……今幸我大总统组织护法政府，维护天地正气，重整国家纪纲，鄙国临时政府闻讯，莫不额手称庆，咸谓中国统一有望，东亚曙光已启。故特命圭植南来趋粤，晋谒我总统，访问我护法政府诸公，以表崇高敬意。并拟请贵政府正式承认鄙国临时政府，在平等互惠之立场上，援助鄙国复国运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63页—464页）孙中山答复说：“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远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于韩国复国运动，中国应有援助义务，自不待言……一切实力援助，须待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届时当以全力援助韩国复国运动也。”孙中山的军政府正式承认流亡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被认为“是自临时政府成立以来的一件最光荣的大事”，“临时政府获得中国护法政府承认后，韩国革命得一大转机。独立运动前途也透露出一线希望”。但遗憾的是，1922年6月，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陈炯明所属部队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使孙中山的军政府受到致命打击。常驻广州的申圭植对此巨变，仰天长叹说：“中国之不幸，抑何如是之甚？中山先生苦心经营之事业，全成泡影。此不仅中国之大不幸，亦韩国之大不幸也。”受此刺激，申圭植从广州回到上海后，绝食25天，于1922年农历八月初五日逝世。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在接见朝鲜志士吕光先时，勉励他说：“少年的朋友，望你努力去为革命奋斗。”

　　孙中山逝世后，韩国青年同盟会在唁电中说：“中山先生手创中华民国，力主民族平等，为中国革命领袖，为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同人等平日钦慕先生之人格，赞仰先生之主义，并切藉倚重望。此次不幸……长逝，噩耗传来，曷胜痛悼！谨此奉吊，并祷诸位节哀奋励，贯彻先生之主张，则东亚革命幸甚！”

　　侨居北京的韩国人李天民、张如在唁电中说：“痛哭、叩头、流血，大声高呼东亚之革命父母中山先生。呜呼！革命之目的未达，先生何忍逝去？大中华民国大元帅中山先生千古流芳，万邦共泪。”（《各方致孙中山和函电汇编》第10卷，第334页）

　　大韩革命党临时代表李天民、李社隐等的唁电称：“中山先生逝而中山先生主义不逝，应由诸位先生之热诚而重为之倡明矣。复恳诸位先生加宽抑，节哀省悲，努力前途，到达目的，岂非东亚幸甚，世界幸甚耶……今不幸遭革命导师中山先生之逝世，在强权、公敌虽云万幸，于吾等则实如丧考妣也。”

　　孙中山对越南志士的影响

　　越南早期民族民主革命领导人潘佩珠，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很深。1905年，潘佩珠到了日本横滨，与孙中山进行了两次长谈，孙中山痛斥君主立宪之虚伪，潘佩珠受到启发，“胸中含有一番改弦易辙之动机，则自此始”。潘佩珠与孙中山的追随者胡汉民、陈其美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与援助。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下旬，潘佩珠到南京求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和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讨论援助越南事宜。潘佩珠在路过上海时，也顺便拜访了陈其美。潘佩珠后来回忆说：“陈（其美）豪侠慷慨，余前所亲稔。彼于奔走革命中，尤与余同病。余晤彼，乃不复作客气语，直告以困苦乞援之实情。陈素解余意，毫无踟蹰，以四千元相赠。余又告以派人回国内行大剧烈之暴动，陈初不以为然，谓君等宜于教育入手，无教育之国民，暴动不能为功。余答以我国教育权完全在法人掌握，法人所立之学堂，完全为奴隶之教育，禁私立学堂学生出洋。凡百教育之工具，我辈无一毫自由。我国人求一生于万死之中，惟有暴动，暴动者为改良教育之媒介也。予因举马志尼教育与暴动同时并行一语以告，且历举以来失败之详情，如东京义塾、广南学会等事，反覆详解。陈大然之，遂给予以军用炸弹三十颗。余所挟以来希望，至此粗慰。”

　　不久，潘佩珠毅然将越南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提出“取消君主立宪，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纲领，将原来的拥护越南阮氏旧王室复辟改变为追求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有历史学者认为：越南光复会“这个组织就是在孙中山思想影响之下，带有更鲜明的共和色彩”。孙中山逝世后，潘佩珠写了一副挽联：“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津致和堂两次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

　　越南另一革命志士潘是汉在孙中山逝世后所发的唁电中沉痛地说：“我侪所戴为平民革命之父师者竟溘焉，弃吾侪去矣……是汉身为亡人，迹在韬晦，弗克上京赴哀，谨呈挽联一副聊表挚忱。乞为代达于平民革命之父师之灵前，感且不朽。”

　　孙中山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的影响

　　孙中山对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们也有很大的影响。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印尼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第一任总统，他受孙中山的影响是巨大的。1945年6月1日，苏加诺在“独立准备调查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在16岁在泗水荷兰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受到一个向我讲课的社会主义者阿·巴尔斯的影响。他说；‘不要信仰民族主义，而要信仰世界人道主义。不要存有一点点民族主义的意识！’那是1917年的事。但是，在1918年，感谢真主！另外一个人提醒了我。这就是孙逸仙博士！在他的著作《三民主义》中，我受到了教育，揭破了巴尔斯教给我的世界主义。我的心，就从那个时候起，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苏加诺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苏加诺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印尼的国情相结合，在1945年提出了“五民主义”，成为印尼建国五原则，以此缔造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56年8月15日，苏加诺以总统身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为访问印尼的宋庆龄女士一行举行国宴，苏加诺在国宴上发表讲话时，动情地回忆道：“我曾经把三民主义读过多少遍，它鼓舞我去斗争和热爱我的国家和人民。”他说，在读了孙中山的著作后才知道了“亚洲是一家”的概念。他称赞说：“孙中山不但是中国的领袖，也是整个亚洲的领袖。”

　　1956年10月，苏加诺访华期间，到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其中说：“作为一个青年，贫苦的青年，年轻的青年，十八、十九、二十岁之间的青年，我深深受到孙逸仙博士的鼓舞。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从头到尾地详细阅读三民主义。作为一个青年，我受到孙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鼓舞。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鼓舞了我年轻的灵魂。”（《人民日报》1956年10月5日第2版）

　　苏加诺曾经动情地告诉印度尼西亚人民：“如果说，中华民族把孙逸仙博士当做他们的领导者，那么，我苏加诺作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衷心地感谢孙逸仙博士，直到我进入坟墓的那一天！”（《苏加诺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孙中山对菲律宾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影响

　　菲律宾的著名作家庞塞于1899年至1900年间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相识。当时，菲律宾刚刚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桎梏，正在为反抗接踵而来的美帝国主义而进行激烈的武装斗争，孙中山对菲律宾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孙中山与庞塞经常在书信中讨论反帝武装斗争中的经费和武器问题。庞塞后来回忆说：“孙中山熟悉菲律宾的时局，以最大的兴趣密切注视它的发展。他曾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厉萨尔、皮拉尔等我国最伟大的人物的事迹……在孙中山看来，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如此密切关联，要各别了解每个国家的问题，必须把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全面的探讨……孙中山对有关远东的一切问题都表现出真正的关心。他研究这些问题，并且帮助有关方面找出解决的办法。”菲律宾另一位著名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彭西于1912年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出版《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书中说：“孙中山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

　　孙中山历来关心印度的独立运动，对印度革命党的影响也很大。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相信：“孙中山能做的，印度也能做。”孙中山后来告诉《字林西报》记者：“印度之革命党恒来中国求教于中国革命党。”孙中山在去世之前，还特别交代身边的戴季陶，要设法保护流亡在中国的印度志士。正因为如此，印度的革命志士也十分尊敬孙中山。多年在印度革命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建新先生，他曾经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等地多次拜会孙中山。他十分推崇孙中山，说孙中山是“亚细亚洲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兼备“孔佛耶三者之人格”。

　　综上，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东亚乃至亚洲殖民地国家的有志之士都是把孙中山当做“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东亚革命之父母”“平民革命导师”看待的。这就表明，孙中山不仅是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东亚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导师。

　　著名历史学者陈锡祺有一段很中肯的评论：“孙中山的影响已超越了中国国界。孙中山为领导革命曾奔走于世界各地，与亚、欧、美洲各界人士打过交道，结识了不少朋友。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着重致力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同时又以深远的目光注视着亚洲和世界，尽可能给争取解放的民族以道义和物质的支持，并同世界上的进步力量合作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邪恶势力。这就使孙中山在世界上赢得了崇高的威望。特别是，孙中山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所做的探索和所开创的道路，为处境与中国相似的国家树立了榜样，本世纪亚洲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把孙中山视作自己精神上的导师，这绝不是偶然的事。”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