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孙中山李鸿章联手密谋两广独立(2)

辛亥革命网 2010-11-25 00:00 来源:社科院网站 作者:苑书义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其实,对李鸿章寄以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说什么“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

这里所谓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云云,不只是康德黎个人的看法,也可以说反映了该院创办人兼教授何启的见解。正因为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并同香港总督卜力、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两广总督李鸿章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有可能反映香港华人上层的意愿,依靠港督卜力、策功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搞“两广独立”。冯自由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以时势紧急,瓜分之祸,濒于眉睫,粤省如不亟谋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合作救国,首先运动鸿章向满清政府及各国宣告两广自主,而总理率兴中会员佐之。其进行方法,则先由中国维新党人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以维世界和平。再由卜力根据书中理由,转商鸿章,建议广东自主方案,并介绍兴中会首领孙某与之合作。鸿章如赞成此策,即由渠电邀总理回国同组新政府”。陈少白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私下与我商量,使我们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愿意代说香港总督转劝李鸿章”。冯、陈的记述虽然有些出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何启是借重香港总督之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倡议者。

刘学询是广东绅商的代表。据冯自由记述:“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号闱姓者,每届科举皆以报考士子之姓氏为赌,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的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作为“广州大绅,中过进士,并且大富”的刘学询“颇为当道倚重”。早在甲午前后,刘学询就受到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巡抚刚毅的赏识和庇护。1899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刚毅称誉刘学询为“中国三人才”之一,并推荐他赴日考察。清廷特地将刘学询由四品知府衔擢升为二品衔道员,作为钦派专使前往日本。刘学询返国不久,就与商务大臣李鸿章频繁交往。12月19日在李鸿章受命署理两广总督之日,清廷下谕将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委用”。按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的人,地方督抚均须另眼相待,因为他们与朝廷声息相通,迥非寻常僚属可比;再加上需要借助这位“广东大绅”稳定广东统治秩序,所以李鸿章非常器重刘学询,将其视为自己的心腹幕僚。刘学询不仅“颇为当道倚重”,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密切关系。孙中山因刘学询与自己“有同邑之谊”,并“蓄志非常”,所以早在甲午前后,就与之往还,邀请他列名发起“农学会”,并参与乙未起义密谋。1899年刘学询访日期间,曾与孙中山多次秘密会见,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使得刘学询既能掌握广东绅商的心态,又能成为沟通李鸿章与孙中山的桥梁。陈少白记述说:何启与他在密商“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之后,就使人约请“李鸿章幕下的要人”刘学询、曾广铨,“他们甚以为然,答应相助”。冯自由记述说:“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

香港总督卜力在7月2日从休假地返回香港之后,确曾“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当然这并非是为了支持中国“革新运动”,而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考虑。首先,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担心李鸿章一旦应召北上,两广那些“与义和团同属一类的会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就有“可能利用这个不受羁绊的机会”发动起义,而“卜力和这个通商口岸的发言人认为,北方的排外运动是由暴力行动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它是反对清政权的,都是对西方生命财产的威胁”。所以防止“南方发生暴乱”、保障香港和两广地区“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成为卜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深知香港是英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两广是香港的腹地,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面对迅速扩大的北方动乱并得到“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的信息后,卜力便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在他看来,“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当时局势“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的好机会”,经过自己策动的由孙、李合作搞出的所谓“独立”的两广,势必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孙中山判断“香港总督之说系扩大英属邻土利益范围至两广之计略”。英国政府有鉴于此,欣然赞同卜力的建议,但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方准撤销对他的驱逐令;同时电示驻广州领事萨允格说:“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李鸿章留在广州比他前往北京将更有效地促进维护秩序的目的。”

不过,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的策动,只是筹议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外因。孙、李能否合作,“两广独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内因,即孙中山和李鸿章的态度。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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