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辛亥风云录：辛亥，这里未能摇晃
辛亥革命网 2011-09-09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刘樱 查看：
辛亥年农历十一月初十（1911.12.29），外蒙古黄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即皇帝位，成立“大蒙古国”，从清帝国版图分离出来，农历十一月十三（1912.1.1），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国帝制结束。
1911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北方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统治。然而不同的是，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宣布独立建国。边疆民族分裂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巨大变革连续发生，无疑是辛亥年中国的两件大事。
终年呼啸而过的北风，使大漠南北，构成了一种自然界的永恒，首先感受到漠北形势的严峻，是漠南的内蒙古。而武昌起义后，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越过长城也不断冲荡着这里。尽管有北风南雨夹击，它的经济依然保持腾飞，清末民初的50年小康未被中断。即使大清帝国对中华民国的政权移交，也是在武昌起义后一年后井然有序完成。不仅与相毗邻的外蒙古迥然不同，中国内地也少有这种局面。辛亥，摇晃的中国，这里，未能摇晃.
大漠与长城之间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在漫长的岁月里，发生的事情远比内地特殊。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针对满清政府“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政府则实行“新政”，使“皇位永固”。双方在这里产生的影响与内地明显不同。绝非是“隔靴搔痒”，本地各个民族承受的压力和心理感受也不相同。但风雨来临、抉择时刻，却有不少亮光从这个特殊地域浮现出来，仿佛是与一个新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竞相辉映。百年已过，岁月尘埃落定，辛亥革命易为人们忽略的部分将获得更鲜明的揭示。
一
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在明代中后期，是雄长蒙古鞑靼诸部的土默特部首领、四世达赖喇嘛曾祖阿勒坦汗活动中心。沿及清末，这里由中国北方著名商埠归化城、军事重镇绥远城组成。
满洲八旗官兵驻屯的绥远城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当地最高军政长官，清廷一品封疆大吏绥远城将军的将军衙署是在城中心。除满蒙八旗官兵家属外，少数管理钱粮的的汉族员役和回族商贩也在城内定居，在辞海满族条目下，有这样的注释，中国满族除东北之外，聚集的大中城市还有北京和呼和浩特，满族主要集中绥远城。
归化城很小且拆成许多豁口，大小商号簇拥着城南的召庙群、各种牲畜交易市场环绕着城北扎达盖河的牛桥组成繁华街市，人们习惯称呼明朝时就有的归化城及其周围的召寺、商号、衙门等为旧城，相对称清朝时建的绥远城为新城。
清廷在土默特地区实行一国两治政策；“旗厅并存（民国改厅为县），蒙汉分治”，归化城成为清朝统治下的一个特殊的区域；管理蒙古族人的都统衙门及其土默特旗蒙古参领的议事厅在城内，管理回、汉族人的山西归绥道道台及其所辖归化城厅衙门都在城外。清王朝定鼎中原之后，大多数蒙古封建领主，仍保留世袭扎莎克统治特权，实行封禁政策，严格限制蒙汉民族正常经济文化交往。归化城士默特是内属旗，阿勒坦汗后裔早在清军入关前就被废掉王爵，几经改制后由一个满洲旗员任副都统辖管旗众，直录于绥远城将军.蒙古参领、佐领官仅仅是协助副都统处理旗内具体事务。清末，蒙、汉两军驻守归化城周围；蒙古兵营坊紧靠北城墙，通过北面的清真寺与受归绥道北节制的山西汉军营坊相隔。
编练新军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驻守归化、绥远两城的满、蒙、汉三军不仅民族不同，待遇不同，在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他们更是现代化程度不同，使命也不相同，诸多不同及其后果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充分的表达。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廷正式成立练兵处，袁世凯为会办，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就在这年，西蒙垦务大臣贻谷兼任了绥远城将军，他把编练新军范围扩大到蒙古族。早在1901年最先是在满洲八旗兵中挑选精壮编成常备新军，并且创建武备学堂，培养八旗子弟。1906年随着常备军改为陆军；满州兵编为“绥远陆军第一营”，土默特蒙古兵编为“绥远陆军第二营”，绥远城的武备学堂改为陆军学校，增添了土默特旗的蒙古学生。这两个陆军营的编制相同，每营有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全营的战斗兵共有504名。陆军二营更要求士兵是纯蒙人，父母只要有一方是汉人，混进去查出来就开革。三年选拔一次新兵，一改历史沿袭的参领领兵，开始从士兵中选拔军官，发义（字仁山）担任陆军二营管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