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父——辛亥革命元勋孙武(2)

　　祖父本想乘北洋大演习之后，官兵将士疲惫不堪时举行起义，党人中有不少同志主张急进，因此决定十月中下旬发难起事。祖父在宝善里共进会机关，一面积极组织领导，一面日以继夜赶制炸弹，以备起义时使用。没有想到十月九日祖父在制造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自己头手受伤被同志送往医院，而总机关暴露目标被俄租界警方搜去大量资料。同志急问应何处理？祖父感到大多党人处在危险之中，不提前起义暴露的同志都会被捕，于是决定十日起义。因戒严和隔江命令难以传达到彼岸，十日早晨得知三位党人就义，同志们感到非常激愤，祖父认为不能再拖，否则牺牲更大，后果不堪想象。于是祖父孙武下达命令：一.夜间城外举火为号，二.工程营首先发难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三.混成协工辎各营自通湘门入，各队在楚望台前集合会攻都督署，四.炮协自中和门入，架炮蛇山炮击都督署及其它要地。由各同志分速传达命令。

　　当天晚上众党人进行了震撼历史的起义，都督府遭到严重炮弹轰击，瑞瀓被杀，张彪逃逸，武昌终于光复，湖北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国军政府。

　　起义后众党人曾推举祖父孙武为首，但因其负伤过重难以胜任，，祖父建议由黎元洪出任都督，于是众人采纳公推了黎元洪，同时仍举祖父孙武为军务部长，但因伤待养祖父只好暂推辞。经过多日养伤祖父到部内视事时，发现这段期间满军反攻占据了刘家庙，祖父本来计划武汉得手后，即分兵把守武胜关和田家镇，没有想到养伤期间群龙无首，导至满军反攻阳夏相继沦陷，满军收回了汉阳之后置大炮于大别山炮轰武昌，都督府被毁职员和军民惊慌四散，武昌再度陷入混乱。此时祖父则勇敢的出来负责，躬巡各地四处安抚民心，费尽半身心力。

　　期间清廷已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玩弄两面手法，用武力占领武汉三镇，后又向革命军提出和谈。袁通过英国大使朱而典授意英驻汉领事，向革命军建议停战三日。因黎元洪逃逸不知去向，祖父孙武就代表军政府与英领事谈判，同意停战三日的建议，并通令革命军停战。通过三天的停战，革命军获得休整和保存实力的机会以东山再起之势。三日停战期满又继续停战，十二月十八日便开始南北议和。

　　综上所述，祖父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便立志推翻清朝廷帝制。他弃家荡产，东奔西走，漂洋过海，以社会为家，以革命为业，冲锋陷阵，不屈不挠，坚持革命斗争。湖北的革命党人说：“孙武做事有毅力，有决心，有勇气，险阻艰难，在所不计”。他在湖北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力量、领导武昌起义和保卫武昌等方面，显示了英雄本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曾说：“武昌军务部长孙武，奔走光复之事累年，此次武昌起义，厥功甚着”。这是对祖父最中肯最公正的评价。

　　武昌首义后，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都督府之下只设军务、军令、参谋和政事四个部，其中只有军务部长孙武是革命党人。政事部下设七个局，没有一位局长是革命党人。这些安排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而中部同盟会“海归”居正诡称条例是孙中山在海外预定的（事后得知是汤化龙约黄中恺起草的），于是获得了通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在海外）黄兴受命组阁，但湖北革命党人连政府副职都没有，祖父对南京临时政府极度不满，特别是黄兴担任的军务部长，祖父认为“黄兴不会带兵打仗”！汉阳失守就是黄兴指挥不当所致。因为黄兴进而要放弃武昌，遭到许多革名党人的反对和指责。张振武当众拿枪要以汉奸之名杀黄兴，虽遭祖父阻止，黄兴还是感到受辱，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湖北革命党人未受重用，我们认为与此不无关系。早在共进会和文学社成立起义临时总指挥部之前，二湖党人之间就帮派林立，由于祖父的谦让才使党人的力量得以整合。武昌首义后同志间拥护孙武和反对孙武者相互对立，更有者早就想取而代之，反对者在军中刻意引起暴动并要捉拿孙武，这也就是所谓“群英会的二次革命”。为此，祖父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三日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孙武宣言书》，表达自己对“二次革命”的看法。孙中山先生对暴动的组织者给以严厉的批评，他在给黎元洪的电报中说：“闻军界同志与军务部长起冲突，经副总统令孙武辞职，而论者依然不靖，且有购拿之说。按前武昌军务部长孙武，奔走光复之事累年，此次武昌起义，厥功甚著。纵使行事用人或有偏颇，而解职以去，用避贤路，副总统可谓持之平允矣。至谓孙武有何罪状，则当由副总统正式宣布，岂容蜚语四出，极其所之，致使望门投止，迹类逋逃，窃以为甚非所以待有功者之道。敬请副总统为各界告诫，无伤同类，勿害功能，天下幸甚”。（《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9日》）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先生于辞临时大总统，四月九日到汉口慰勉辛亥武昌首义同志，由祖父恭迎接待在广东会馆主持欢宴，旋护送过江见黎元洪副总统欢宴，并代表胡北各界致词欢迎。十一日为恭迎孙中山先生莅汉，再次主持36团体联合欢迎大会，十二日恭送离去。由此均可见祖父对孙中山先生的尊崇，湖北人对祖父孙武之推崇。

　　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八月十一日祖父被国民政府委以总统府高等顾问，授于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一九一三年又封为义威大将军，委以参政院参政。一九一四年七月前往欧州英、德、法等国考察工业和军政，因暴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同年冬季回国。

　　一九一六年元旦，袁世凯登基作了洪宪皇帝，这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祖父也起来反袁，他致书段褀瑞，要袁世凯下台以救中国危亡。书中说：“近察舆情，远度国事，觉水深火热，实臻极点，不速解决，危亡立见。解决之法何在？……曰项城引退而”。书中还指出，如袁世凯只取消帝制，保留总统职位，“托名和议，阴图准备，欲举全国之生命财产为彼孤注之一掷”，必然会祸国殃民。以上可以看出祖父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反对袁世凯保留总统的职位。

　　袁世凯死了段褀瑞当了国务总理，军阀连年混战有增无减，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祖父见事非当日，好汉已无当年勇，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北伐时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派人到武汉筹款，祖父变卖了地产，将钱交于来人，支持了北伐军。

　　祖父从一九一三年任参政院参政，一直住在北平东华门大街的将军府，但倘佯在京津沪汉间，一九二二年曾任汉口地亩清查督办，一九二六年夏又任湖北地亩清查督办，北伐军到武汉该机构被自行解散。祖父意兴萧索，作方外游，受比丘戒，先移居上海，后转居北京。

　　三十年代，祖父在家书写了两卷共五十五篇政治建议文章，表露出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关切和不满。一九三六年迁到史家胡同22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殷汝耕在通州拚凑“防共自治政府”，企图拉祖父下水，但遭到严正拒绝和坚决反对。祖父与吴佩孚关系至深，抗战时期日寇侵入北京，他们彼此互相勉励，均以不附日寇为志，故日寇当时在北京对祖父和吴佩孚的威逼利诱，均不为动，祖父虽然多次东渡，但从未对扶桑有所好感，他对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极度愤慨。日本侵略者目的没有达到，他们恼羞成怒将祖父软禁家中，使祖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拈花寺（原名千佛寺，在旧鼓楼大街大石桥。）去世，终年60岁。

　　一九四一年元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孙武与刘公：

　　曰先烈刘公、孙武，早岁著籍同盟，效忠革命，奔走联络，备历艰险。辛亥武昌首义，共谋发难，得力尤多。嗣或赞翊护法，积劳成疾，或息影沪汉，忧国弥殷，先后赉志以殁，追怀往绩，良深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以阐幽潜，而昭矜式。

　　此令

　　众人认为祖父具有雄才大略，凡是革命事业无不积极参舆，辛亥革命更是功绩卓著备极勋劳，但自从同志间发生抵牾事件后，能够压抑自己的一番事业心，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其意气之平为国为民者之心可以明见，身后受到褒扬肯定不朽功绩实至名归。

　　解放后，受董必武和李先念同志的关心，祖父的灵柩移葬于北京革命公墓。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念大会”，我们的三姑孙筥芹应邀参加。在中央统战部的关怀和同意下，经三姑的努力将祖父的遗骨迁回武汉（祖母李云卿的遗骨同时迁回），一九八三年八月，经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部门的批准，安葬于武昌伏虎山辛亥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