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辛亥人物——我的父亲凌钺

　　我的父亲名钺，字子黄，生于一八八二年（夏历壬午年），卒于一九四六年（夏历丙戌年）。

　　我家祖居固始县南乡樟柏岭，耕读世家。父亲少年时，在家熟就读。祖父和私塾师，经繁琐森严的封建礼教、古奥晦涩的四书五经，造就后人，希冀中第登甲，出官入仕，光耀门庭。而天资聪慧、倜傥不群的父亲，只求读书明理，从无科举之志，因而屡试不第。当时，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民主意识，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我国。而偏僻乡村的封建禁锢，封建秩序依然存在。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亟望突破腐败封建统治的窒息；父亲尤对官僚缙绅习气和社会种种弊端，深斥痛贬，毫不容情，以是不谅于乡党宗族。最后，终于独行其志，远离家门，就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父亲在天津就读期间，视野更为开阔，交往更加广泛，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日臻深入，加之亲眼目睹清廷腐败，外患日岌，因而奋起推翻清廷暴政的革命意识，潜生于怀。一九０五同盟会成立，分派同志赴各省发展组织，建立支部，父亲毅然加入，追随孙中山先生，从此走上了国民革命道路。

　　一九一一年秋，革命党人酝酿武昌举义，有同志约父亲共赴武汉。父亲认为：京津一带乃清廷老巢，若在京津发难，不啻在清廷心脏上刺了一刀。加之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不平衡，南方革命势力风起云涌，而北方仍若死水一潭，尤待革命党人艰苦发动，才能使全国革命南北呼应，相互去持，一举推翻清朝帝制。京津同盟会诸党人，对于父亲的主张，咸以为然。于是，父亲约同北方党人白雨雅、孙鼎臣、王法勤、张良坤、王葆真、于树德、崔震华及叔父凌亮等在天津日法租界组织机关，秘密运动华北军队。

　　当时北洋军队中，与革命党人有密切关系的有第六镇，统制为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为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为蓝天蔚。不幸未及起义，吴贞禄即被清臣袁世凯派人刺杀于石家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曾于武昌事发后，遂又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在滦州实行兵谏。清廷迫于形势，虽表面认可了兵谏十二条款，但暗里阴谋挟持，迫使张绍曾不得不去职离滦。二十镇军队本来从关外内调滦州，参加秋操，也因兵谏，清廷下令中止秋操，又重新调回原防奉天。至此，革命党人运动举义之兵力，顿失重心。

　　自张绍曾等离开滦州后，该地仍驻有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部三个营。第一营管带施从云，第二营带王金铭等都积极倾向革命。京津革命党人认为，滦州为山海关进关之第一重镇，又迫近清廷京畿，为清廷连接关外的头道门户，地理位置殊为重要。若在滦州举义发难，北可拒进关援内之清军，济武昌之危；东可接烟台登陆之民军，西可联山西民军，而一举直捣京都。鉴此，党人在津机关部决定派孙鼎臣等二人，前赴滦州运动驻军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起义。岳坚决反对。三个管带中，除施从云、王金铭积极赞同外，三营管带张建功，阳奉阴违，心存异志。机关部知事不偕，遂于十月二十二日（夏历九月初一日）在法租界生昌木器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北伐炸弹敢死队，接近清军滦州防地，运动士兵，外应施、王，待机举义。

　　父亲担任敢死队长，率领队员十八人，各带钢皮炸弹六枚，左轮手枪一支，于夏历九月初二早晨，自天津秘密出发，抵距滦州西十五里之坨子头庄暂住。敢死队冲破清廷密布的侦控网，数经艰险，历时一月，终将军队运动成熟。父亲于夏历十月初二日夜十二时，率队进入滦州北门外师范学校七十九标驻地，因事先同第一营管带施从云、第二营管带王金铭有约，内呼外应，举义成功。标统岳兆麟逾墙逃遁，三营管带张建功在压力下，附和赞成。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晨（夏历十月初三日），次南国武昌起义四十三天，北国滦州城头高悬起了民军旗帜。

　　革命军政府在滦州遂告成立。推举王金铭为革命军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革命军政府组织为：白雨雅任参谋部长，张良坤任秘书长，孙鼎臣任军政部长，张某任财政部长，朱幼葆为民政部长，父亲为外交部长兼敢死队长。接着，军政府布告安民，筹商收复京津之策，誓师计伐，传檄各县，致使京津一带，风声鹤唳，清廷已呈累卵之势，朝不虑夕。

　　天津八国领事团闻讯，召开紧急会议，公推代表二人往滦州军政府，意在侦察军情。父亲以外长身份，出面接见，以礼相待。谈判结果，即根据武昌外交团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迫令八国领事团代表承认滦州民军亦为交战团体，并破《辛丑条约》之限，允许民军通过天津，签字以后，始送出境。

　　滦州民军进至雷庄，为清将曹琨、王怀庆拒袭，加之张建功判变，白雨雅、王金铭、施从云、孙鼎臣等英勇阵亡。父亲率敢死队战至弹尽粮绝，孤立无援，不得已化装走天津，幸免于死。

　　滦州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在辛亥革命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面。

　　不久，清帝退位，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内阁总理袁世凯，派唐绍仪南来议和，中山先生以天下为公，决意让总统于袁世凯，此正中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隐念。父亲以为不可，速电谏阻，因是深为袁氏所忌。

　    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秋，父亲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进京未久，袁即密令军政督察处逮捕。诬称父亲曾在云南充任排长，戕害长官，将以军法从事。幸两院议员中党人同志，群起质问，得免予难。

　    讨袁失败后，袁世凯称帝自为，父亲被迫流亡日本，追随中山先生参加中华革命党，至袁世凯毙命方归，出任中华革命党河南省支部长。

　    军阀混战期问，议会解散，父亲流亡沪上，转赴广东，参加非常国会，继又投入讨曹、护法诸役。

　    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父亲淡泊明志，出任中央委员会党史会编篡，嗣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直至寿终。

　    父亲一生，为人刚耿，艰苦清洁，淡泊度日，寸毫无蓄。死后竟致无以为殓，幸得各方助赙，方才粗可饰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国事日兴，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在世界东方崛起。父亲作为老同盟会员，一生为之追求、为之奋斗的“振兴中华”的愿望，直待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始得实现。父亲若是九泉有知，自当扪心自愧，复而感佩中国共产党之伟大、英明、正确！

　　（作者凌沛系凌钺二子，原国民党化学兵团独立团长，政协固始县三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