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6)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郑炳凯 查看：
其次是社会心理的变更。孙中山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为主人矣”。共和政治的倡导下，民权弥张，民意弥达，于是平等自由之风起矣。“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玄公仆也。”因此，辛亥革命引起了社会心理的更新，过去传统社会中的那些日常行为模式，由新行为所代替。革命革除了缠足恶习，天足在民国元年以后成为一种时尚。革命改变了称谓，以官职、先生和君替代了老爷、大人之称，其时代意义就在于用人格的平等来代替人格的不平等，它显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对于封建主义不平等的否定。如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所言：“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革命还废除了跪拜，以鞠躬之礼代替过去的跪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它反映了礼节上的尊卑等级观念已被平等的观念所否定。并且，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服饰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用“西服”来代替长袍马褂，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辛亥革命不仅改革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而且改革了传统的服装、称谓、礼节等社会习尚。
再次是社会启蒙的深化。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观念和意识转变的闸门。马克思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中华民国建立后，人民对种种事物均届以“新”字，以显示其有别于旧时代、旧社会。社会面貌出现许多新气象：“君主之命已终，世局统统归共和。”辛亥革命造成了传统制度与旧思想的解体，如李书城曾言，临时政府“扫除了中国旧官场讲排场、摆架子的恶习，也减除了一些官僚式的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替了清政府的黄龙旗，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电告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令内务部：“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向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孙中山还在命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的公函中指出：“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他在这一命令中主张废除“大人”、“老爷”等称号，并提出：“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成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日先生、日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这些都是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变化，并在中华民国影响深远。鲁迅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感谢辛亥革命，就是因为从此可以不带辫子而自由自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则例，如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等等，促进了实业的发展。据《农商部统计报告》提供的数字，这一时期所设工厂分别是：1910年有986家，191 1年有787家，1912年有1502家，1913年有1378家，1914年有1123家。同时，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在辛亥革命前不过50 - 60万人，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即达到了200万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推行新式教育，培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国民。蔡元培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和，尊孑L与信教自由相违”，否定了“忠君尊子L”的封建教育。可以说，辛亥革命打倒皇帝、建立共和国打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业的发展、近代产业工人的增加、新式教育的提倡与实行，带来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变更和社会启蒙的深化。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梁启超在发动护国战争后说：“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箭闻。今试问全国情为趋向共和乎为趋向帝制乎？此无待我而费词。但观数日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朱执信也曾回忆民国初“国民相信自己是主人翁，官吏自问没有什么威光”。
三、辛亥革命促进了政治参与的扩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