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郑炳凯 查看：
传统型权威的统治所依靠的权威主要是种种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这是被自古就有的遵从权威的影响和习惯性的观念神圣化了的习俗的权威”。人们对这种权威的遵循是基于对传统世袭规则的神圣性质的敬畏。一个统治的合法性若来自自称的、同时也为他人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规则和权力，那么这就是传统型统治。在中国传统社会，君主被视为天子，是神圣的权威。《周书 诏诰》说：“有夏服（受）天命”，君主是替天行事。《诗经 小雅 北山》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的命令是“奉天承运”，并建天坛，定期举行祭天大典与上帝交通。神权改治表现在地方行政中，常有地方官员带领百姓祈雨。作为人主，皇帝是世俗的权威，《尚书 洪范》日：“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作为君父，皇帝又是伦理的权威，《苟子王政》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程颢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中庸章句>中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一言以蔽之，朕即国家，朕即法律。皇帝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主宰着历代臣民命运的悲欢，操纵一切权力又凌驾于一切人之上。董仲舒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皇帝高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地方听命于中央，中央听命于皇帝，所谓“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可见，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积习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属于传统型的政治权威。
“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初一颁布的《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久遵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十三日公布的《十九信条》也明确规定“大清帝国之皇帝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则明确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各省代表举之”。‘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十一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旗帜鲜明地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可见，辛亥革命以暴力推倒了帝制而代之以中华民国，它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辛亥革命打破了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种族的封建权威，摧毁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了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新的观念。黄炎培说：“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革命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以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灭了…．．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换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认为：“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力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辛亥革命是一条政治的分界线，此后，帝王、入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和时代意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即是明证。国家元首不再祭天（只有袁世凯准备称帝时祭过天），统治阶层的人虽然有些仍很迷信，但中国政治已脱离了神权政治的影响。孙中山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 ‘‘大总统由国民公举”。中华民国的创立标志着“主权在民”的权力合法性原则被肯定，凸显了人民大众在社会中的神圣地位。就是后来袁世凯称帝也诉诸人民主权理论：“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