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首届国会选举经过

1913年3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商讨集资讨袁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由袁世凯继任。民国创立深得人心的共和政治局面，并没有马上逆转，各派政治力量也都纷纷部署和投入首届国会的选举事宜。

　　革命党人的竞选准备

　　1912年8月25日，酝酿许久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大会于北京湖广会馆正式召开。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五党（指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从此成一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富(福)为前提，则我中华民国将可日进富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9人当选为理事。会后，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主要的着眼点，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力图通过改组以组成一个“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的“政治中心势力”。运用这个“政治中心势力”，“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实现其责任内阁的主张。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们维护共和的斗争精神并未减退。宋教仁在改组后一再强调：国民党和同盟会所持的态度与手段虽不相同，“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又说：“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孙中山并没有亲自出面领导这次改组，主要由宋教仁直接负责。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先是不愿就理事长一职，后又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一再表示，不愿多过问党事。这些使人从表面看来，孙中山对于改组同盟会是采取消极态度的。其实，孙中山不仅支持宋教仁的改组活动，而且是同盟会改组的发起人，同盟会改组的决策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决定的。1912年8月中旬的《民立报》曾多次报道孙、黄致电同盟会北京本部提议改组，“欲与他党谋合并之方”。宋教仁在北京与他党谈合并的条件，都向孙、黄通报。谈判的结果，拟议中的国民党宗旨、纲领以及内部组织方式，事前也都征得孙、黄的同意。

　　孙中山所以发起并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首先是他认为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二主义已实现，要巩固共和，必须实行民生主义。在他看来：“现破坏告终，建设之事较破坏尤难且大，非合大多数人才，同负此责不可，故近已联合各党，并为一国民党”；“得此最强健之政党，建设不难完全进行，是同盟会即国民党”。此外，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渐趋解体，很多人从同盟会中分离出去，另组新党，甚至走上与同盟会为敌的道路，不少人蜕化变质，使同盟会虽仍保留革命党的称号，实际上已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这也是促使孙中山决心对它进行改组的因素。

　　其次，孙中山和宋教仁一样，也是主张政党政治的。他认为：“民国初建，应办之事甚多，如欲其积极进行，不能不有赖政党。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孙中山认为当时政党林立，人们热心于其所属的党，而忽视共和以致减弱建立共和政体的努力是危险的。他指出：“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每一政党的明确的政策，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确定下来”。基于上述认识，他积极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以便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民主政治。

　　扩充党势，与共和党竞争议会多数席位，组织政党内阁，也是孙中山主张改组同盟会的原因之一。民国初年，可以与同盟会相对抗的，只有共和党。该党以国家主义相标榜，处处以拥护政府为己任，在参议院内外，几乎事事和同盟会为敌，对革命派造成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共和制度，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扩大革命派的力量，与共和党开展正当的竞争，争取成立政党内阁，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孙中山既然主张实行政党内阁，自然积极支持宋教仁的改组同盟会。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为了扩大声势，争取多数，急于到处拉人加入。其实，这种情况早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前就已经存在了。1912年3月3日，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团体在南京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时，竟选举黎元洪为协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内部成分更加复杂，这虽然没有改变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主流派所体现的国民党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但毕竟影响了它的战斗力。此后，国民党内部尽管仍存在着稳健派和激进派在斗争策略上的分歧，并没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整体，但它毕竟扩大了革命派的声势，增强了它和共和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争取多数席位的竞争力，以致后来在这方面取得胜利。如果单就争取国会议员选举胜利这一点来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确实取得了成效。但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当“宋案”发生后，就很快四分五裂，几乎没有招架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