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共识的形成及其变化(6)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林建曾 查看：
试观当时贵州社会的几个主要社会群体：一是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此后被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自治学社人士。其主张在（自治学社社章>中曾被概括为“合群救亡”，通过“个人自治”，“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其领导人物张百麟、张鸿藻的演说、1908年发表的国会请愿书，以及1910年6月张百麟发表的文章等，究其实，它们没有一个方面触及到清王朝的专制主义统治，也不曾有一项要求超越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范围。把辛亥革命前的自治学社定性为革命派，确有拔高其历史作用之嫌。然而，在当时，自治学社为救亡而要求变革的目的已是确定不移的了。再看其成员多为“贵坤”的宪政预备会。其虽与清政府或官员关系甚为密切，也不曾采取过上书、请愿等政治行动，但从他们热心兴办教育、开办近代企业，在经济实力增强后，颇热衷于插手教育会、农学会事务，亟欲安排其骨干进入并把持学务公所、法政学堂、地方自治会、谘议局等行动看，该会成员不无参与变革现状、尤其是政治现状的意图。
至于当时代表社会下层的哥老会等，其反体制的倾向和活动，因自治学社人士对其重视而又有加强。也正是由于与自治学社等现代性质的社团的结盟和因新式知识分子加入活动，哥老会的政治理念确有一定的更新。
清末，在贵州政治舞台上甚为活跃的封建官绅、地主团练等势力集团，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学术界视为守旧派，只强调其维护、支持封建王朝统治的一面。其实，因新时代的冲击、社会的转型，他们在情感上虽对旧王朝比较地难舍难分，但又因身处贵州社会实际，切身的利害关系，也使他们比较地现实，在社会发生变化时，他们并非一成不变。即以这股势力的代表兴义下五屯刘氏家族为例。成同年间他们兴办团练，其动机不尽是为清政府效劳，更多是因清政府无能对其失去信心后的自救之举。同时，他们也不完全拒绝新事物、新思想，还在清政府兴办“新政”时，他们就在兴义开办笔山书皖，聘请具有新思想的名士任教；还选送子弟刘显治、王伯群等赴日留学，刘显治在日期间曾参加梁启超的政闻社的活动。清末，他们的活动虽有支持清王朝之名，实则是在观望形势的变化，故而与宪政派关系密切，政治上进退同步。显而易见，他们决非清王朝忠心不二的支持者。他们当时积极活动的动机，与其说是处心积虑扑灭革命以挽救旧王朝，不如说是相机行事，从中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实际情况是，到辛亥革命前夕，除了极少数到贵州为官者，如沈瑜庆等人，比较地忠于清王朝外，贵州社会各界代表人物的思想情绪越来越趋同于对变革现状的认同。全国，尤其是周边诸省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则推动了这种认同的发展。1911年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四川保路运动迅速兴起并波及黔北地区；10月武昌首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等省响应，消息传至贵州，贵州各界人士顿时达成其变革现状政治上的共识，那就是“誓举义旗，光复汉土”，即推翻“满清”政府。其具体表现为，以自、宪两党成员为主体的贵州谘议局发表对“成都血案”表示“愤切”和援救的“通告”，表明因四川保路运动两派政治态度的趋近；11月1日，两党领导人张百麟、任可澄聚会于崇学书局，表示“妥协”成立，更昱示其共识之达成；次日，两人又与其他代表人士一起“冒死人巡抚署”，要求“和平独立”；第三天，贵阳陆小和新军士兵发动反清起义、迅速控制省城贵阳，而与此同时，贵州巡抚沈瑜庆在其派往谘议局的代表所提出的成立既不保清、又不革命、旨在拖延时间以集结力量镇压革命的自保会方案不被接受后，只得“责备印文纳降于谘议局”，由该局宣布贵州独立、接收贵州政权。贵州辛亥革命始跨越关键的一步。
正因为贵州辛亥革命是社会各界形成共识的产物，所以11月4日，贵州主要政治势力的代表均参加在谘议局召开的正式宣布贵州独立的大会，在大会上明白宣告要“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和“建立大汉联邦民主共和国”，并成立以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有各派代表人物参加的新政权，从而使革命前的社会共识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