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共识的形成及其变化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林建曾 查看：
古往今来，每一次社会重大变革都有其社会经济、政治的原因，并与当时政治精英们的宣传、组织不无关系。然而，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尚不仅于此，还须具备列宁所说的一个条件，即统治者再也不能照常地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愿照旧地生活下去的时机的到来。而在这种自觉、自发因素兼有的社会心态或社会情绪的指向中，对下人们常说的社会变革的共识的形成尤占重要地位。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发展，与政治精英们目的性极明确的鼓动、组织活动相比较，其带有更多的客观性，更具有社会合力表现的性质。
贵州辛亥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当时社会亟欲变革现状，以致反满社会共识的形成。这有其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主客观原因。
首先，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乃是近代贵州社会各种矛盾急剧发展、呈现尖锐化程度的必然产物。我们知道，贵州地方，社会经济长期滞后，鸦片战争后，从整体而言，它进一步衰落，与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自然经济开始瓦解、鸦片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支撑贵州社会的农村经济每况愈下，占贵州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其生活进一步恶化。
进入近代，封建经济剥削的不断加重，致使贵州社会进一步落后，阶级、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衰落，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护其越来越没落的政治统治，对广大农民的经济剥削变本加厉、日加苛重；鸦片战争后，为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对外战争使得清王朝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战败后更有巨额赔款，清王朝为摆脱由此而产生的财政支绌的严重危机，不断将这些沉重的负担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如，各雀分担庚子赔款4亿5千万两时，其时“赋税岁入仅21万两”的贵州亦承担每年赔款20万两之数，为此，仅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贵州地方当局即对人黔川盐每引加价4两。至于田赋、厘税和各种名目的加派、征收、摊派以及苦役等常规或非常规的封建剥削，也是有增无减、日益苛繁。还在光绪五年，贵州巡抚岑毓英即指出，当时贵州地方“秋粮市价，每石一两，折征二两，是加一倍也。又改银收钱，钱价换一千陆百文，折收三千二百文，又加二倍也。复加以粮房钱票，催办差费，又加一倍也，如上实米，除例征耗米外，有地盘、样米、尖斗、类收等项浮收，故上米一石，至二三石不能完纳。至收条银，百姓纳银，到时则日银水不足，多少刁难。或以钱折收，借称市钱市价，必加库平库色，任意勒索，以至每完条丁一两，加至二三两不等。”除了朝廷的加派加收之外，各地地方政府和官吏还有各种各样的私征、加派。还有的官吏在挪用正款后，或“诡称民欠及加派私征”；或“借部驳之名擅行加派”。即使在“正赋钱粮本有定额”的情况下，有关官吏“遇有别项需用，辄立设法，实与加派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