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共识的形成及其变化(2)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林建曾 查看：
在各级官吏无所不用其极地压榨农民的同时，一些与官府衙吏、差役素有勾结的豪绅、土司等，也乘机从中沧利，他们或包揽钱粮耗羡，中饱私囊；或诡寄田亩，将自己负担的田赋转嫁给其他农户。更多的地方则通过加租和放高利贷等榨取农民的血汗，并加紧兼并破产农民的土地。
封建剥削不断加重的结果，致使广大农民“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不少人家”田园卖尽，始而鬻卖屋宇，继而鬻卖男女”，“更有逃亡故绝”者。贵州大多数的农民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更无力也无法扩大再生产。因此，清末贵州农业经济长期处于在低水平程度中徘徊的状态，极其脆弱的农业经济无力支持业已起步的贵州近代工业继续发展。
同时，社会阶级、民族矛盾日显尖锐。从1851年起，贵州地方开始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到咸同年间则已形成“千里苗疆莫不响应”、各族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全省之势。到1858年时，贵州各地农民起义队伍多达四五十支，既有汉族的“号军”，也有苗、布依、侗、水、彝、仡佬、回族的义军。在农民起义军的惊涛骇浪中，地方阶级一度只能保有贵阳等几座孤城和为数不多、孤岛般的地主庄园。1861-1870年间，成同起义尚未完全镇压下去，贵阳、开阳、遵义等地又发生了一系列反洋教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四川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桐梓、仁怀、遵义、大定等地也有义和团的活动和打教耳争不时发生。1902、1904年间，广西会党起义军几度攻入黔西南、黔南，并得到当地苗、侗、布依等族民众的响应。为反对地方当局推行“新政”而增加捐税等扰民之举，各族民众曾采用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手段。其中，1905年爆发的黔南各族民众的抗捐斗争声势最大（波及都匀、贵定、独山、都江、定番、麻哈、贵定，以至广西南丹等地），延续时间最长（至1907年）；安顺扁担山民众不满官方以“禁烟、铲烟”为名滥杀无辜”、“实则劫盗”而奋起反抗，其聚众“号称数万”，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以至于“安顺全境摇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的反抗斗争一直坚持到辛亥革命爆发。
在当时，痛感生计不易、社会不安定者不仅有广大农民，就连中小地主，其生活状况也急剧恶化。如清末贵州著名学者郑珍早年家境清贫，经常是“有蔬苦无盐，有水复无米”0，他的村邻也是“十室九家贫”，但当时他们只要勤耕苦读，不仅有发迹变泰的前途和希望，更有现实虽则清贫却比较安定的生活。然而，到其晚年之时，贫穷益甚，安定已无，触目所见，皆是“壁破篱笆崩”，“园中尽菜根，室内无瓶罂”；充耳所闻，尽是“空房夜淅淅，肃然鬼挑灯”，“处处人相食，朝朝耳骇闻”。其坐活、生产状态已处于无以复加的悃境之中。由此，支撑中小地方阶级知识分子的传统信念、理想已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就像郑珍诗中写的那样：“家事愁来愁国事，寒窗无昧到天明。”现实生活驱使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去思考社会问题，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当时的政治统治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