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反传统(5)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干春松 查看：
梁漱溟认为肤浅地蹈袭西方和皈依佛教都无法找到生命之着落，所以应把人引导到“尽善尽美”的孔子之路上。梁把文化归因为生活路向和人生态度，受柏格森等的影响，又把生活和人生归因为“意欲”的不同精神。通过对于中西文化的种种对比，梁提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梁自己也认为是“挫笨不通的话”）结论：（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知的；（二）中国生活是理知运用直觉的；（三）印度生活是理知运用现象的。”由此说明东西文化各有特点，而并非如五四启蒙思想家所言是时代的差距。同时，梁漱溟还认为，世界文化是循着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依次演化的文化观。正如梁漱溟自己承认“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眦-，这种预言也带有浓厚的传统儒家的色彩。显然梁的思想更多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迎合了五四强烈反传统所带来的逆反心理。不过，书中所坚持的必须重视传统理念对现代中国的价值的观念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引发了学术界的轰动，因而开创了影响整个二十世纪的新儒家思潮。保守主义的第二个高潮是1935年初，陶希圣、萨孟武、何炳松等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后引出的本位文化建设大讨论。文章强调了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的意义，认为复古、完全模仿英美，或模仿苏俄、意德都“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但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则是十分的模糊，“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进一步试图找到传统与现实的契合点，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有所开拓的则是30、40年代的新儒家思潮。与梁漱溟的精神一脉相承，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马一孚、唐君毅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因此主张以同情和敬意的态度去发挥儒家的真精神，通过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来重建中国的价值体系，其中熊十力的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较具系统性和代表性。新儒家把民族的前途与儒家的复兴联系起来，认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文化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与夫民族文化也就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命运，盛衰消长，是同一而不可分的。新儒家并不排斥西方思想，相反也承认民主与科学的价值。但新儒家又认为儒学中本来就有民主、科学的传统，只是未能充分开展。新儒家强调儒家的道德理念，认为儒学之“内圣”足以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所以新儒家对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态度持批评倾向。
（二）激进主义的西化派
西他的主张肇端于鸦片战争后形成的学习西方的潮流，从恭亲王到洋务派，学习西方已成定说。不管是“西学中源”还是“中体西用”，都是对于西方思想影响的曲折反映。五四时期，西化的观念达到了极致。尽管到1927年才出现“全盘西化”的口号，但五四先驱们将东西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的差别则明显的表现出激进的西化态度。激进西化派的典型代表可推胡适和陈序经。
胡适的“全盘西化”口号似乎是在陈序经的催迫下提出的，胡适不愿意被人归人毫无主见的“折衷调和派”，但胡适很快指出自己“用字的疏忽”而改口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这个易遭攻击的提法。但胡适的思想逻辑必然推至全盘西化。五四前后，胡适就反对那种所谓“西洋物质文明见长，中国精神文明优胜”的打肿脸充胖子的似是而非的言论。胡适认为世界上并无与物质文明截然分开的精神文明，同时他认为中国社会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大多数的智力活动都被生活的重担所抵消了，被“法古”所限死了。而西洋文明“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造社会政治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叨是精神的文明。”胡适还尖刻地把这种精神物质两分法讥讽为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的酸葡萄心理，是“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15J我认为这是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中最具理论价值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