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反传统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干春松 查看：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这标志着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解体，同时也表明以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价值规范失去了其神圣性和不可置辨的规范力。但是，这个新生的共和政权无论从实际的政制建构（很多地方只是换了一块牌子而已，当官的还是那些人。）还是理论支持都显得先天不足。也就是说在旧的价值体系解体以后并无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来填补，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了价值真空。这也使得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革命派和保皇派的争论余澜未平佛学成为思想界的新宠。国粹派和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也各有市场。其思想更替之快让人目不暇接，刚刚还是站在历史潮头的激进分子转眼就变成了保皇派，如康有为、严复。而“与时俱进”的梁启超思想变化更是反复无常，让人莫衷一是。现实的状况则十分令革命派扫兴。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因为过去只有一个皇上，如今在晚清时发展起来的地方势力各占一方，军阀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内战不绝。事实上，在广大农村，“咸与维新”的革命，只意味着又一次的改朝换代和“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一切与从前一样。费正清等认为：“由于缺少传统模式的认可，同时又找不到现代的理论依据，所以袁世凯以及形形色色的军阀，这些天子的后继者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实力靠山落实到军队身上，当几年过去之后新的证据被逐渐发现的时候，革命党人才隐约感到，袁世凯等人所代表的政权完全不是英国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说，1911年只不过是标志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权所遭受的漫长的中央权力危机的开始。”！
对于这种价值权威的空缺，康有为的感觉还是很敏锐的。他认为现实的政治体制必须得宥一定的价值信仰作依托。而民国只是学了欧美的皮毛。他说：中西各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全赖宗教的支撑，而宗教的作用绝非政事所能取代。不过中国的宗教信仰不必如别的东西那样需从西方引进，中国自有孔子之教可作精神支柱。要不亡中华，必须尊孔子为教主。因此，当1912年9月袁世凯发布《崇孔伦常文》后，当年10月孔教会就在上海成立。1913年孔教会移会北京，康有为亲任总会长。组织了一系列尊孔读经t“请定孔教国教”的活动。与这股价值回归风相表里，袁世凯和张勋上演了两出违逆历史的复辟闹剧。这也充分表明了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并不与社会的发展完全同步。传统的思想习惯并不会因为帝制的摧毁而消失。民国初年的这种社会现实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急切地意识到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唇齿相依、互为表里。中国要富强不仅要改革政治制度，而且要改造国民素质。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规范。而1915年9月《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的诞生，标志着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试图以他们所理解的现代文明的精神来重建中国文明的开始。这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袁世凯、康有为借孔子之名行复辟之实，使得新文化运动以摧毁中华文化的象征——孔子作为其启蒙的肇端，“打倒孔家店”便是他们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开端。陈独秀等人认为中西文化完全是时代的差异，并把西方文化简约为民主和科学作为其启蒙的核心。指出要迎接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必须给儒家纲常以痛击，这是“最后的觉悟之觉悟”。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最后的觉悟之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