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反传统(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干春松 查看：
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启蒙先驱们试图借文化改革一揽子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理想主义便逐渐瓦解，对于社会问题的过分关切，使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由对于人性的呼唤转向社会改造。以评论时事为主的《每周评论》的创办和李大钊、胡适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标志着启蒙阵营的分化。事实上，这被胡适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五四运动本身就存在思路庞杂、意义混窜的特点，运动的复杂内容决定了其分化也是必然的。从思想层面来看，首先，五四先驱们在思想方法上带有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色彩，所以他们在对待中西文明的态度上，只注意它们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而不考虑两着之间的不同发展路径，因而采取一种完全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极端者甚至提出要废除汉字。而在西化这一点上又把西方思想简化为民主和科学，将之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进而把科学泛化为唯科学主义。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如“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就坚信科学可解决包括人生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实际上是把民主和科学意识形态化。因此当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暴露无遗时，一直以西方为唯一范本的启蒙者们顿生幻灭感。对全盘西化“绝无讨论之余地”的陈独秀这时又说：“我们相信世界上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该是抛弃的了。其次，任何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的形成，绝不是三两年的事。而五四的先驱们显然缺乏这个耐心。一般认为，中国人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传统。复杂又严酷的社会现实，对西方文化理解的表面化，使整个启蒙运动，很自然地把吸收外国的观念、思想与知识同以解决这些现实的大问题的迫切要求联系在一起，往往是以情感人而非以理服人，宣传倡寻有余，学理探讨不足。胡适自己就在回顾五四运动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文中承认“提倡有心，创作无力”。这使得五四运动的功绩更多的表现在对旧价值的摧毁上，而不是在新文化体系的建设上。与此同时，从19世纪末开始酝酿的欧洲思想界中的保守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渐成主流，并不时从东方文化中寻找灵感，梁漱溟的东方文化本位论，作为中国的保守主义对于五四激进主义的回应，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启蒙的困境和对西方文化的疑惑中，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立即吸引了热衷于各种以“社会主义”命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视线，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其不同于西方式的公平、民主，与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大同理想达成了某种契合。特别是列宁废除所有沙皇时代不平等条约的承诺，给正处于对西方列强义愤中的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无须置词。这样一部分人由向西方学习转向了向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了历史的选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以坚持文化本位为特征的保守主义，以西化为特征的激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81的局面，它们之间特别是保守主义和西化派之间的矛盾构成了1949年以前中国文化的独特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