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讨袁的四份电报(4)

　　6、各省接收到唐任漾电的时间

　　各省接到唐任漾电的日期，都在25日或25日之后。如开封赵倜、田文烈26日电：“顷接云南唐继尧任可澄漾电。”黑龙江朱庆澜27日密电：“窃有日晚六钟，接云南唐继尧、任可澄通电。”广西陆荣廷、王祖同27日密电：“唐任通电，敝省迄未收到，惟二十五日接蔡锷、戴戡、任可澄等自滇来电。”【注：《护国运动》，第498、499页。】（注：25日蔡锷领衔的电报已经是讨袁通电了。）又如浙江屈映光26日电，盛京段芝贵28日电、徐州张勋28日电、兰州张广建28日电、上海杨善德31日电等等，都说是刚收到唐任漾电。翻遍最近几十年编印出版的护国运动资料集，各省电报中反映出收到唐任漾电的时间，都在25日之后。

　　各省将军巡按使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纷纷拍电报表示对袁世凯效忠，例如湖北王占元致统率办事处电报：“……近据可靠报告，唐继尧平日延妓入署，荒于酒色，军纪大坏，虚伍吞饷，习于贪饕……顷接蔡逆等火急华密通电，附逆显然，普天同愤。请转交通部断其交通，绝其接济。谅此小丑何难指日荡平。除通电各省声罪致讨，及密饬鄂军加意整备外，占元枕戈以待，谨请代奏。”【注：《湖北王将军段巡按致统率办事处电》，载1915年12月29日《申报》第十版。】

　　12月25日共和报紧急号外已经把唐任漾电称为“云南举义讨袁之先声·第一电”的情况下，两天之后的上海时报补登蔡戴刘唐任漾电时，强调蔡戴刘唐任漾电才是“云南反对帝制第一电”。1916年元月号《东方杂志》和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明辨是非，也以蔡戴刘唐任漾电的电文为正宗。

　　7、限袁二十四小时答复、惩办帝制祸首十三人，是两句关键词语

　　“惩办帝制祸首，这里提到十二人，加上雷震春，共十三人，合称‘十三太保’。”【注：《护国运动史》，第149页。】唐任漾电少写了一个人的姓名，这是抄写时的疏漏，还是认为雷震春罪行较小而有意识地删除？姓名少写一人与“十三”数字不统一的问题，也可以说明唐任漾电是在要求惩办十三人的“敬电”拍发之后才形成的有缺漏的电报。

　　龙云在《云南护国起义简述》的记载是：“杀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限二十四小时答复。”程潜在《护国之役前后》中的记载也反映：“令袁立即取消帝制，立诛祸首杨度等十三人。”撤销军务院时唐继尧自己都还重申：“惩办祸首十三人。”【注：《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起义事略电》，载《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8页。】护国运动结束时梁启超致蔡锷电，商议如何应对北京政府的策略，其中也有一条：“惩祸首当严重要求，但于滇电十三人外，加沈云霈、顾鳌、夏寿田便得。余认为胁从免究，以安反侧。”【注：1916年6月16日《梁启超致蔡锷电》，载《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2页。】唐任漾电中只写了12人的姓名，可从另一侧面证明唐任漾电不是真正于12月23日拍发的电报，而是24日之后把蔡锷领衔的漾电敬电焊接起来并遗漏了雷震春姓名的电报。

　　为了让人相信唐任漾电是23日发的，护国运动结束后唐继尧批阅的《云南督军公署秘书厅编发云南首义纪略电》又编造道：“于23日发电，促袁氏取消帝制，限次日答复，24日遂宣布独立。”于是唐的参谋长庾恩旸在写《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唐的秘书厅长由云龙在写《护国史稿》、唐的妹婿董雨苍在写《云南护国历史资料》时，又都把漾电内容修改为：“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赐答。”【注：《云南督军公署秘书厅编发云南首义纪略电》，载《护国运动》，第380页。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68页。】这更是自相矛盾。23日午后11时至24日上午10时之间只有11个小时，并且这与唐任漾电25日上午10时的提法也对不上号，明明是25日云南才宣布讨袁，这里却改为24日，越搞越乱，真是“作伪心劳”，自己被自己的谎言搅昏了头。

　　8、讨袁通电也是蔡锷领衔

　　电报由谁领衔，电文中的第一人称就会用谁的名字。

　　12月25日的讨袁通电，日期代字为“有”。“有电之谜”与“漾电之谜”联系在一起，可以弄清真相。刘达武在《蔡松坡先生遗集》中收录了1915年12月25日宣布讨袁的《致各省通电》：

　　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锷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沦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锷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注：这里没有“即日宣布独立”一句），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锷等夙爱和平，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锷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预测。锷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锷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催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稍亘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轹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锷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致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注：蔡锷：《致各省通电》，载《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军政文电》中四。】

　　蔡端在《蔡锷集》中也原文收录了这一通电报。【注：蔡端：《蔡锷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从电文中“锷等志同填海”等语句，可知领衔人是蔡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