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帝制的旋起与荡灭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是杨度挽袁世凯联，是谋士杨皙子对国主的情感表达。“平狱”非史学之职，但隔开了这一百年时势与人物的震荡，可以更平整地看待袁世凯和他八十三天的皇帝梦。

　　袁氏称帝，莫论当世、后世，嘲讽与恶评已经熟悉——是为“共和的变质”。但需要源究的是，若依常识论，辛亥以后，共和已成大势；仅隔三四年，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左右又为什么推其称帝？党派纷争、民党与北洋龃龉，最后何以通过帝制作为一种了结；而这个了结，又是怎样终结的？从洪宪发生以来，我们就处在一个革命史叙事框定的范畴内，是为“天下之大不韪”、“祸”与“逆”。但如果把二次革命、洪宪帝制，及两年后的丁巳复辟连成一线来看，帝制在语词中构成的反动，在时势中却并非全然如此。从袁世凯到溥仪、张勋，帝制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利益群体谋帷能成，综计而言，它是蟺变中的时势、激变时代那些不及转身的社会、人群共同推促而成。袁世凯从共和元勋走进帝制窄门，而“终于气死”，洪宪大幕的缘起及其收场，联结的是辛亥到北伐十数年间中国政局的跌宕，寻求秩序和继之而起不断的失序。

　　“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登上“琼楼最上层”，须从辛亥年的“非袁莫属”讲起。时，清廷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那桐于9月联合上奏，称袁世凯“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主动辞职，希望袁氏出山掌政。武昌起义后，很多人要求“启用袁世凯统兵平乱”，清廷也从10月14日到26日连续发出七道谕旨，催促其出山。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后，立即派人赴湖北与黎元洪接洽，表达“和平了结”之愿，黎元洪在复信中说：“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11月8日，身在汉阳前线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还对袁世凯表达过“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这样的话。立宪派更是集体拥袁。张謇就认为，“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严复在武昌起义后积极为袁氏奔走：“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的声光也是一时无两。许指严《新华秘记》中记孙中山辛亥后初次北上，谈及袁世凯，语多赞赏，说袁某真能办事，气度亦自不凡；又说：“袁氏初见面时，颇含一副至诚推解之态度，绝不似权诈之流；及谈吐稍进时，深心辨识，则觉其语有锋芒，眼光四射，洵非寻常可以窥测之辈。然我终疑成见在胸，有意探测其挟城府相临耳。及考其行事，乃全与所言相左。然则彼固一魔力惑人之命世英雄哉！”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近距离与袁世凯交手，他对袁氏的概括，与陈其美所说“诚老官僚中之极有魄力者”有相同的命意。后来，孙中山也屡次表示，袁世凯为“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尽力于社会事业”。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宣布辞职，并咨文参议院：“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两天后，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并于当日发出致袁氏通电：“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1913年6月，盛宣怀致函孙宝琦，谈袁世凯：“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底定共和的袁世凯在辛壬之际是众望所归的共和领袖。因此，在政敌眼中，他有极深的城府，有老练的宦术，但他仍然是一个“命世英雄”。

　　“袁氏之恶，实若辈以济成之也”

　　辛亥到乙卯，可以梳理几个关键事件：第一次国会选举、党派纷争、宋教仁案、二次革命、袁记约法。从中能清理出从共和回转向帝制的些微线索。民初政乱，“各据旗帜，奋矢相攻，彼此立于不共戴天之地，而全国乃骚然内讧”。尤其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对袁世凯处处掣肘；赣宁之役则在实际上打破了辛亥年袁世凯与共和制度妥协而达成的暂时平衡；二次革命旋生旋灭，袁世凯以强势登临了辛亥革命没有全部赋予他的民国“第一人”宝座。在民党的咄咄之下，袁世凯由弹压兵乱、整肃政党，而逐步走向全面独裁。这是一个过程，也是时势和党人作用的结果。

　　帝制策动，“皇长子”袁克定以及各路政客，诸如筹安六君子，军人派段芝贵、雷震春、张镇芳等人，梁士诒、陆建章、袁乃宽和各形形色色的“法律家”，及至后来的请愿团、国民代表，是常识中的帝制推动人群。这里，无法展开全面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非全然如戏台上敷着白脸的“曹操”。有为个人、群体权、势、利所计，也包含各种复杂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想。重回帝国，对经历了民初政乱的时人来说，甚至还包括了对秩序的一种试验。

　　且以黎元洪和徐世昌为例。较那些活跃于舞台之上的政客，这两位民国重镇实际上更深度参与以至决定了政局的走向。

　　黎元洪对袁氏称帝，是从游移走向推助的。1915年12月15日大总统策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令下后，黎集左右，商定受不受之议。黎氏左右，都是武昌起义时的旧人，分为反对帝制和赞成帝制两派。当时两派人物争论很激烈，几乎武力相向。黎元洪本人则犹豫不决。后来周树模对他说：予等皆为清室旧臣，民国无君，出来任事、作官皆无二姓之嫌，如果顺了袁氏称帝，事之，就都做了贰臣了，因此“为民国计，为鄂人计，为本身计，坚决勿受此王封”。黎元洪最终没有受封，但赞成派的存在，以及他的游移实则也构成一种态度。起码，对袁氏登顶的意图，他们并未抱有“共和大义”此类的绝决。

　　而当劝进已成浩汤之势，黎元洪携杨士琦共同拟定的“总统世袭制”，便筑就了通向帝制的一条捷径。这是在筹安会发起以后。黎元洪说，“迩者筹安会诸君，讨论国体，崇议闳谟，至深钦佩。大总统圣神天纵，轶五超三，尊号之上，讵为阿好，况元洪受恩深重者乎？”“元洪爱民国尤爱总统，私心耿耿”，然而默观时势，障碍颇多，办法就是——“总统之号不宜变更，继承之法当为厘定”，厘定为“总统世袭之制”：

　　既有君主之实而避其名，天下之人，复晓然于国体之不更，储君之确定，皆可以相安无事，事关宪法，亦无外人干涉之端，且与大总统先后誓令，尤无违反。解除危险，绥靖人心，长治久安，莫善于此。敢撮所见，质诸高明。（张国淦：《北洋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