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帝制的旋起与荡灭(2)

　　继而，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正式呈请总统世袭制，“继承法最为重要，亟应于纂订宪法时特别注意”。在这份呈文中署名的，还有政事堂右丞钱能训、外交总长陆徵样、内务总长朱启钤、司法总长章宗祥、农商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梁敦彦、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财政总长周学熙另有单独的、内容相似的呈文。袁世凯阅后，在呈文上批了“存”字，同时，外交谘议魏宸组呈，草定宪法，宜明定大总统之子孙继承大总统，不用帝制之名而行帝制之实。魏宸组的呈文末段，有“迨大勋告成，吾民迫思功德，恐此事有群起而上尊号者，大总统虽欲坚拒而有所不能”。徐佛苏又有呈国务卿徐世昌文，谓大总统推荐后任大总统时，“只当限于一人，举贤举子，纯任自由”，这样就不会因“世袭”的名目而招致各国疑虑，“倘待至时机成熟，欧战了结，东亚均势问题回复之后，他国不能独立发难，而国内政治益理，民困渐苏，则虽毅然变国体，风行草偃，水到渠成，谁能御之”。以上种种，在“世袭”二字的掩蔽之下，帝制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

　　另一个大人物徐世昌，则自始至终默不出声，一直到南方纷纷宣布独立，反对帝制之呼声已甚嚣尘上，张国淦两度赴津请徐世昌进言，徐却说：“我本不赞成帝制，但是已闹到这样地步，取消两字，叫我对项城如何开口？”张再劝，“帝制何等事？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不能站住，就当走开。现在大局纠纷，人心浮动，帝制不能贯彻，总统地位又何以安居？”徐依旧表示“整个更难开口”，“退位一层，此时实在不便说”。徐世昌老宦练达，以他当日的地位，不开口，实则对袁氏亦构成姑息。拉长到后来的丁巳复辟，徐世昌参与了和张勋最初的联动。一直到复辟失败，报章间还有如若东海出山，则“北洋诸臣早已俯首称臣……”这样的话。

　　徐世昌对帝制的暧昧态度，也证明了他并非“共和”股肱。更有传闻，革命党在此过程中曾有故意怂恿之举。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对此事有简略记载，消息出自日本驻华使馆的剪报，大意是说，中国民党欲怂恿袁为帝，乃倾覆之。有关革命党以帝制诱袁氏走入覆亡的史料，仅举此一条。聊备一说。徐世昌，抑或民党，从中可以看到当日中国政局之诡谲。由帝制入民国，而民国再入帝制，君宪派、革命派，老新党、旧官僚，旧人入了新世界，其间所历，有人事与权争，也有理念与现实，许多矛盾、许多怀疑。袁世凯既登临琼顶，亦在漩涡中心，被裹挟在了君宪与共和的稠浊当中。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打响护国战争，通电全国时用过一句口号：“天祸中国，元首谋逆。”洪宪帝制之成“天祸”，复杂也正在这里。

　　内层可归之于“姑息”，外层则明显有“养奸”之嫌。民国初年德皇威廉二世与梁敦彦谈及国体问题，就说共和不合适中国国情，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度。袁克定1912年赴德，威廉二世宴请他，力陈中国应实行帝制：“我德誓以全力赞助其经营，财政器械由德国为无条件之供给。”威廉还将所谈内容写于信中，让袁克定带给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很高兴（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德国人对袁世凯的影响不仅仅从这只言片语中透过来，早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代，德国就是他的仰慕对象。袁属下军队的器械、操练方式等都来自德国。威廉二世对中国帝制的支持，无疑给袁世凯打了一针强心剂。所以朱启钤说，“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德国以外，英、日实际也都在暗中推助。所谓“英日同盟，皆不愿东亚有共和国”。朱尔典面见袁世凯，说到辛亥革命时，英国就曾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并且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

　　时总统府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是更为众所周知的“帝制鼓吹派”。1913年3月15日古氏与中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聘用合同，配合中国制宪，期限为三年。基于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古德诺从一开始就反对在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他倾向于中国在共和制下采用总统制，并主张新宪法应当赋予袁世凯比美国总统更大的权力，以塑造一个强势政府。认为古氏一开始就在为袁世凯的帝制帮闲，这有失公允。1915年古德诺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应袁政府的要求于8月3日提交了一份各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备忘录，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亚细亚报》上的著名的《共和与君主论》，末段云：“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平心而论，古德诺关于中国政情的论述，并无明显偏见。

　　讲到辛亥由帝制而变共和的仓猝，以及君主制对保持政治稳定的作用，与杨度“君宪救国论”相似，立论的要点都在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共和的民情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树一君主，确立威权，反而有助于立宪的实现。他以学者的身份发表对中国现实的评论，并没有溢出学术道德。张国淦也在《洪宪遗闻》中说，有人言古系受中国政府指使，似不尽然。这是事实的一层客观。在另一层客观上，古德诺这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共和制行之则较难”议论，又立即为当日中国怀着各色心思的政客掐头去尾地接收和利用。“易”和“难”被转换为“优”与“劣”。在此文发表后遭到中国国内舆论的指责风暴后，古德诺曾亲自出面辟谣，声明他本人从未断言过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的政府形式，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美国、法国皆是如此；单就中国现实而言，君主制似乎更为合适，但废共和、退回君主，只有在顺利解决政权交接的前提下，才可能；第三，他强调，所立君主乃是有限的立宪君主，绝非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

　　然而遗憾的是，古氏的这番解说几乎没有被任何一个中国人听进去，指责的依然指责，利用的也依然在利用。1915年的中国，并不存在宁靖讨论君主、共和问题的政治氛围。因此，古德诺在政治学学理上的言论被卷入政治漩涡，并对中国此后发生的帝制闹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袁世凯正是在这乱哄哄的“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鼓噪中，越来越深地陷入皇帝的迷梦。

　　陶菊隐《袁世凯真相》中记载说，北洋军各营都供有袁的长生禄位牌，军官向士兵宣传，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应当祝愿他老人家富贵寿考。每晨下操场集合时，官兵先作如下的一段问答。官长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兵士齐声回答说：“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道：“咱们应当替谁出力？”兵士又回答说：“替袁宫保出力！”因此，在北洋军中，士兵便就养成了“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的奴才心理”。袁世凯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北洋系从上到下“家臣”的“忠诚”假象，无疑也是后人所说“群阴构煽，众邪横行”的历史内容。而在北洋之外，更广阔的、一般的“中国”，确也在极大程度上如杨度、古德诺、庄士敦们所认为的，“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与已经历过的所谓共和制相比，民众更希望一个像样的政府。“彼辈并不知大总统之位为何位？事为何事？终日以无皇帝为虑。”亦甚有乡野村夫，将大总统直呼为皇帝。丰子恺曾记录过，他的乡人总希望皇帝再坐龙庭，“洪宪即位”时，他们认为希望几乎达到了，虽然失败，但“希望总是不断”。这也是一个中国。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对袁世凯、对帝制，都没有指向一致的同仇敌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