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帝制的旋起与荡灭(3)

辛亥革命网 2015-12-22 09:3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沈洁 查看:

从袁世凯到溥仪、张勋,帝制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利益群体谋帷能成,综计而言,它是蟺变中的时势、激变时代那些不及转身的社会、人群共同推促而成。

  “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

  帝制失败,原因很复杂,西南打响了护国战争固然重要,但最后真正让袁世凯走入末路的,则是他倚为干城的冯、段两员大将。王士珍入民国后就基本不在台前活动,因此民初北洋的军政格局中,主要是冯国璋和段祺瑞两人。

  冯国璋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重要人物,“北洋三杰”之一,也是三人中与袁世凯关系最亲密的一个。帝制之议初起,冯、袁之间有一段很出名的对话,袁世凯坚决向冯国璋表明不会称帝的心迹。但是据袁静雪的回忆,袁世凯虽然对冯回应着“没有心思”,实际上,对冯国璋的劝阻,非常生气,当晚就对着家人连声说了“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随后洪宪帝制正式揭幕,冯国璋深有被骗之感。曾对人讲,“我跟老头子(指世凯)这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指对清室),怎不令人寒心!”(恽宝惠:《谈袁克定》)另有一层原因,倘若袁氏称帝,冯、段等人也就永无接任总统之位的可能了。

  护国战争打起来以后,形势其实很清楚,能够左右局势的核心人物不是北方的段祺瑞,而是南京的冯国璋。袁世凯招张国淦谈论局势,张即明言冯的关键作用。据张国淦记载,袁世凯反问张,“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张回答说,“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袁世凯“哼”了一声,便不再搭腔。从这里可以看出,袁、冯之间的裂痕已经很明显。早在五将军密电泄露后,西南护国军就希望冯由消极反袁转为积极讨袁,但是冯始终不肯打出鲜明的旗帜。4月中旬,帝制派高调反对退位,袁世凯向美国大借款的消息又甚嚣尘上,加以刘冠雄带领北洋军南下,这些情况迫使冯国璋的态度不得不鲜明起来。4月16日通电袁世凯,“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这封电报,打响了北洋系公开劝袁退位的第一炮,十数日内,冯国璋又接连发了几份通电,“措词之露骨,远在蔡锷、梁启超两人所发通电之上。其仇视袁世凯之程度,比之西南诸人,尤为深切”。出自心腹大将的劝阻之言,给了袁世凯一记重创。

  段祺瑞1895年随袁世凯小站练兵,为其股肱,有“北洋之虎”的称号。段、袁产生龃龉是在段祺瑞当上陆军总长以后,掌握中央军权,势力的膨胀也日益为袁氏父子猜忌。夏寿田说:“大公子尤忌之,以其怏怏非少主臣也。”袁氏复辟帝制,北洋众元老大多不置可否,静观形势为主,只有段祺瑞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赞成。随着帝制进程加快展开,态度消极的段祺瑞自然日益被排斥。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劝进后,长达两百多人的赐爵封赏名单上,竟然没有北洋元老段祺瑞,可见袁、段矛盾已然不可调和。此后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派张敬尧、曹锟、龙济光等人前往镇压。段祺瑞暗中指令张敬尧等屯兵不动,袁世凯不得已只好请段祺瑞出山,任命段为参谋长,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袁世凯在中南海设立征滇临时办事处,再次打算起用段祺瑞出任征滇总司令,段非但不受命,反而在1916年2月底,公然提出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的主张。4月22日段祺瑞就任国务卿,5月4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就职后,因秘书长一事造成了袁、段之间的最后决裂。段拟以徐树铮为秘书长,先后托王士珍、张国淦向袁进言,袁世凯就是不同意。段祺瑞听到消息后大怒,说:“总是不答应耳!”即将口中的香烟重掷案上,向前猛推,厉声说:“今日还是如此!”亲自向段传话的张国淦形容,当时“其鼻向左斜歪”。据说,段盛怒时才有此现象,所以有人背后称段为“歪鼻子”,张国淦常在段氏左右,如此盛怒,也仅仅只见过这一回。自此以后,段祺瑞即决心与西南通电,互谋讨袁。袁氏病重,众人皆知“催命二陈汤”,实则,段祺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仍然要牵到洪宪之后的丁巳复辟。冯、段两人在张勋复辟清室的初起,没有明显的反对之意。张勋在天津时曾打探过段的口风,段对复辟未置可否。而冯国璋对清室一向尊荣,恽宝惠还说,“自从清帝逊位以来,这几年中,冯是抱有深深的‘故君之思’并且也是有着‘还政于清’的思想的。”浮于世人眼前的言、行,并不足以推断真实的意图。可以分析到的是,共和与君主,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言行、主张看似翻覆,实际上都是系在政权、军权这一条线上。

  唐德刚《袁氏当国》中说,“冯、段二人,袁世凯的两朋股肱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两个同时罢工,袁就瘫痪了……”洪宪帝制失败,也就意味着北洋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了权威真空、分崩离析的阶段。自此,府院、直皖、直奉之间的争夺与缠斗日甚一日。共和的民国变质为军阀混战的民国,而北洋最终的覆灭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跟随着推翻洪宪而登场的各路政党、武人几乎摧毁了革命者有关民主、宪政的全部希望。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割扰,使得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家,“只能作为驱人死亡迫人疯狂的行为扩大与延长”(沈从文)。

  共和衍为帝制,形形色色的人穿插其间,有拼命推促的,也有帮忙、帮闲的,还有姑息养奸、以退为进的。袁世凯死后,在纷纷扰扰的惩办元凶和各路政客的重新登场中,也曾有许多人在切实、理智地分析帝制复辟的成因。比如,蔡元培就说过:“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陈独秀也连续在《新青年》上发文,认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而梁启超在他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中,也反复申论,共和-君主,并不与致治-召乱对应;辛亥年他反对共和革命,此时他反对劝进帝制,原因并不系于共和抑或君主本身,他反对一切变更国体的革命现象,因其易生变乱。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共和植根尚浅,有关皇帝的观念却盘根错节。共和的反复、羼杂,是政客与武人,民党与北洋,命世英雄与草泽百姓共同经历和共同缔造的。中间,还纽结着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全不是“复辟丑剧”能够湫尽笼括。在时势与“人心”的多重鼓噪、虚映之下,可以为帝制“自为”解析出一种历史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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