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第三军为什么没有组建起来

　　物质方面的假冒伪劣产品，惧怕人们的智商，在智商面前难免原形毕露，而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假冒伪劣产品，则专门踢打人们的智商。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内的革命斗争历史展览，多少年以来都把宣传护国运动扭曲成宣传唐继尧，虽经2011年的重大改版，但至今仍把护国第三军有六个梯团的展板矗立在唐继尧塑像旁，借以显示这个第三军总司令的卓越功勋。那么，护国第三军果真如同展板显示的有六个梯团这样庞大的建制吗？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云南准备出兵讨袁，在军官会议上决定，云南的讨袁军名叫 “护国第一军”，目的是要等待其他省份成立护国第二军。李曰垓说得很明白：“故滇黔出战军队一时统属于松坡，号曰第一军，谓之第一者，盖留第二以下以待他方之响应也[注：李曰垓《答问》，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42页]”。

　　由于两三年以来唐继尧都在捕杀中华革命党人，李烈钧蔡锷到昆明后，唐被迫转为反袁。远道而来的李烈钧为了增强唐的反袁信心，在权力分割和职位高低的问题上李采取谦让的态度。唐继尧趁机在1915年12月28日任命李烈钧为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打破了蔡与唐“一出征，一留守”的平等关系。因为第二军司令官与第一军司令官在理论上是地位平等的，唐只要把第二军司令官置于云南都督管辖之下，就能使护国第一军司令官的地位明显低于都督。

　　李鸿祥记载：“唐乘势电蔡，将第一军隶属都督，蔡阅电毕甚怒，撕毁电文，两下从此闹意见。蔡见唐这样，很着急，喉疾加重，发音愈嘶哑。’”【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55页。】

　　云南都督府的周刊《云南公报》详细地刊登了护国运动期间各路护国军的军官任命名单，据《云南公报》记载：1916年1月3日“委黄毓成充云南陆军挺进军司令官此饬，委杨杰充挺进军第一纵队队长。”在委任挺进军司令官之后，出现了护国第三军先遣队的名称，委徐进充先遣队的纵队长，但这时还不知第三军如何组建。

　　赵钟奇原为护国第一军的第三梯团长，刚出发到沾益，就被唐继尧改为第三军的第一梯团长[注：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12页。]《云南据公报》记载，云南都督府饬：1月21日委严绍贤充任挺进军第一纵队三营九连连长，这一天“委赵钟奇充任护国第三军云南陆军第一梯团团长”，第三军开始有了一个梯团级的军官。

　　挺进军的军官在不断任命充实，据《云南据公报》的记载，1月29日委挺进军第二纵队第四营的下级军官，委挺进军炮兵团第一连的下级军官，委挺进军第二纵队第四营的下级军官。委马毓麟充任护国第三军第一梯团少校参谋。这一天挺进军的上中下级军官基本任命完毕。不久，挺进军开拔到贵州黄草坝（兴义县），策应护国第一军和第二军。

　　2月8日护国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上中下级军官也基本任命完毕，这一天委护国先遣队纵队长徐进兼充第三军第一梯团参谋长（梯团级的参谋长这么重要的职务居然是靠先遣队的军官来兼职工作，可见第三军这时还只是个空架子，尚未考虑由谁来担任第三军的主官。

　　2月14日委护国第三军参谋长韩凤楼兼充第三军第二梯团长。韩凤楼孤身在贵州，协助王文华团长指挥东路黔军作战，东路黔军归戴戡指挥，而戴戡并不属于云南护国第三军。

　　唐继尧把赵钟奇部下的华封歌一个团调到贵州去，“欲合黔之东路军为第三军[注：李曰垓：《客问》，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42页]。”但是直到护国运动结束，东路黔军也没有改为第三军。

　　赵钟奇滞留在罗平县，这里有赵钟奇的老部下李植生团长，2月18日赵钟奇请求唐继尧派给军队说：“步数营，机一排，李植生尽可为之[注：《赵钟奇建议拨调警团速取广西与唐继尧来往函》，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238页]”。

　　为什么直到2月份还不组建护国第三军的架构呢？主要原因是唐继尧多疑多心。孙永安回忆：“袁通过朱尔典打电报给英国驻昆领事，转致一个电报云南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及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两电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在电报中袁世凯任命张子贞为云南督军，任刘祖武为云南省长，并要求他们反对唐继尧。刘祖武接到此电后，即交给唐继尧阅看，表示心迹，张子贞却没有这样做。此事公开后，唐继尧对张子贞即发生疑忌”，“在护国军出师时，唐继尧将第一师所属部队调空，无形中剥夺了张子贞的兵权，只保留第一师司令部一个空招牌【注：孙永安口述，张公达笔记《云南护国起义的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57页】。”按理说，团长黄毓成都已经担任护国挺进军司令官了，那么，职务更高的师长张子贞担任护国第三军司令官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由于唐继尧心胸狭窄，不仅没有让张子贞当第三军司令官，而且把张子贞属下的赵钟奇等部队抽调得七零八落。

　　由于云南都督署始终没有宣布护国第三军总司令是谁，只任命了四五个人军官：赵钟奇梯团长、韩风楼梯团长、徐进纵队长兼梯团参谋长、马毓麟参谋。中下级军官怎么任命呢？只有唐继尧自己知道，因此可以说第三军由唐继尧自兼。

　　赵钟奇虽然在师宗县李植生团长的驻地，但李植生并没有被任命为护国第三军的支队长，仍是原先番号和团长职务。第二梯团更是空无一人，协同东路黔军作战的华风歌团长并未被任命为支队长，直到到护国运动结束，“第三军竟未成立[注：李曰垓：《客问》，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42页]。”

　　于是有人趁机自称为护国第三军的主官。高蕴华在《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中记载：“后庾恩旸将第三军列为己名，全属捏造，并无事实，无非抬高自己，拉下蔡锷与己同列，荒唐甚大[注：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77页]。”

　　蔡锷率领的护国第一军与北洋军停战之后，唐继尧就派兵入四川“增援”，争夺控制地盘。步兵编为8个军，蔡锷对唐继尧“增援”的举动忧心忡忡，他讽刺说：“古者天子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之魄力伟矣[注：1916年6月4日《蔡锷复戴总司令电》，载《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军政文电》下]。”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叙述护国军扩充为八个军：“就原有之挺进军改编为第四军，仍以黄毓成为军长，第五军以叶荃为军长，第六军以张子贞为军长，第七军刘祖武为军长，又增编警卫一军，以庾恩旸为军长，共成八军”。

　　护国运动后，唐继尧派军队以护国为名大举进川时，滇军的兵力达到了28个团，唐继尧任命了28个团的团长，并不任命支队长。在整个护国运动期间都没有出现过第三军有第三梯团的建制，更莫说第四第五第六梯团了。

　　庾恩旸是唐继尧的铁杆兄弟，庾写作《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是1917年，书中大力抬高唐继尧，但还没有创出作护国第三军拥有六个梯团的建制。

　　龙觐光下属的李文富和黄成柏从广西袭扰滇南时，云南都督府派出两个南防支队，去协助护国第二军和挺进军，赶走来犯之敌。这两个支队是这样组建的：“警卫二团团长赵世铭将该团胡若愚第一营的四个连（附机炮各一排）及习自强第二营的三个连（第八连已在个旧）编成南防第一支队；又命警卫第三大队大队长何世雄将该部的四个连及新编文少修的一个营编成南防第二支队（附机炮各一排），派上校团长马为麟统率[注：吴璋《护国第三军保卫南防战役纪实》，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05页]。”。马为麟是2月18日被委为步兵第十七团团长的，当时这两个南防支队并不在护国第二军或者第三军的编制内。

　　几十年以后有人编造护国第三军有六个梯团的建制，叙述了马为麟是护国第二军建制内的支队长，把团长赵世铭编在第三军的建制内当支队长，于是吴璋的回忆录《护国第三军保卫南防战役纪实》把两个南防支队误称为护国第三军的兵力，保卫南防变成了护国第三军在打仗[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第205页]。

　　最早编造护国第三军有六个梯团这种虚假建制的，是在护国运动31年之后，曾任唐继尧秘书厅长的由云龙1946年撰写《护国史稿》，他把赵钟奇、韩凤楼、刘祖武、庾恩旸、叶荃分别列为护国第三军五个梯团的梯团长，并且写“挺进军系由第三梯团改编”。这样一搞，庾恩旸被降为梯团长，想要“将第三军列为己名”的荒唐话也说不成了。

　　挺进军番号比第三军番号出现得还早，怎么会是第三军第三梯团改编而成的呢？黄毓成由挺进军司令官直接改为第四军军长，从来没有当过梯团长。护国运动期间，刘祖武一直是驻扎在滇南蒙自县的滇军师长兼第二卫戍司令，庾恩旸是都督府的军务厅长，叶荃以闲居身份从家乡顺宁一带召集义勇乡团一个营参加护国运动，到达昆明后被云南都督府留下来工作，1916年2月29日“委叶荃充本府参谋厅厅长[注：1916年3月15日《云南公报》]”。他们几人都是当时在云南军政界里各司其职的官员，护国运动后被人乱点鸳鸯谱，给他们加上了梯团长的头衔，用于虚构第三军的建制。

　　又过了30多年，唐继尧的妹婿董雨苍写《云南护国历史资料》、曾任唐继尧秘书厅长的白之瀚写《云南护国简史》，照抄由云龙《护国史稿》的六个梯团建制，向《云南文史资料选辑》投稿发表。

　　对照《云南公报》任命军官的原始资料、考证出护国第三军只有两个残缺不全的梯团架子，所谓六个梯团的建制纯属虚构，负责对讲武堂展览改版的人虽然也知道这一点，但为了凸现唐继尧的丰功伟绩，至今仍然把虚假的东西作为历史事实向公众宣传，是错误的。

　　（作者系马骧外孙，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