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

　　护国起义前夕，各省到滇的反袁人士和云南军内重要军官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建立讨袁领导机构、组建几支军队、如何出兵的问题。

　　一、起义前夕的会议决定出征的总司令与留守的都督地位平等

　　实际情况并不像现在有些文章所说“他们在护国运动前夕开会时就决定组织护国第一、二、三军”，而是决定只组织一支军队出发讨袁，蔡锷与唐继尧两人之中，“一人率队出征，一人留守云南”。

　　在讨论起义政权的建制时，会议上又有设立“元帅”与“都督”之争。

　　当时蔡锷是在职的统率办事处处员（政治地位相当于清朝时期的军机处），全国经界局督办，并兼任着中央政府的多个重要职务，又曾是唐继尧的大恩人、老上级。唐只是个督理云南军务而没有督理政务的云南督军，这时他们两人的政治地位谁高谁低是很明显的。

　　蔡锷、戴戡等人主张设元帅，【注：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云南图书馆1917年编印，第45页。】便于轰动天下，鼓励其他省份响应起义。唐继尧以设元帅不利于促使其他各省起义为理由，反对设元帅，争到最后蔡锷只好同意不设元帅而设立都督。

　　为什么唐要反对设元帅呢？他虽然口头上像个谦谦君子，内心考虑的却是怎样把大权抓到手。唐继尧感到元帅这种全国性军事首领的职务太高，自己缺乏资格威望，很难被推为元帅，这时只有蔡锷才适合担任元帅。于是唐继尧坚决反对设元帅，主张设立都督。因为唐自己就是在职的云南督军，现在要改制当云南都督，那将是顺顺当当的事，如果蔡锷来抢都督位子，就会显得格调很低。

　　统帅名称的态势很明显：设元帅就意味着由蔡锷担任，设都督则意味着由唐继尧担任。

　　唐继尧的秘书官何慧青在《蔡松坡入滇起义轶闻》中写道：“雁掳君谓：‘蔡顾唐曰，今日有两任务最重要，一为前敌司令，一为后方留守司令，如蓂赓出发，吾自留守；如蓂赓留守，吾即率师北伐。唐曰：前方艰难，还须先生自任之。蔡曰：若然，则以汝为后方留守司令官矣，遂委任唐为后方司令。’按此原组织政府之情形，当时有主设临时政府者，有主设元帅府者，有主设军政府者，结果设军都督府，其军都督之产生，亦传说不一，有谓唐蔡互相推让者；有谓由起义各将领公推者；有谓由云南公民推举者。”【注：何慧青：《蔡松坡入滇起义轶闻》，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74页。】何慧青在文章中叙述蔡与唐商讨，分工担任前敌司令和后方留守司令，从文章中列举的各种传说来看，可反映出军政府的组成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的，由于争论的过程短，才导致各种传说的产生。

　　查《蔡松坡先遗集》第一卷，刘达武撰的《蔡松坡先生年谱》一文中写道：“惟出征时特设滇黔军总司令一人，都督一席，公与唐继尧互相推让，公曰：唐公出征可将滇中军队悉数开出，保卫地方警兵足矣。继尧不欲行，公乃允督师出川。”【注：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载《蔡松坡先生遗集》第一卷，第22页。】说明蔡唐二人虽有互相商议统帅位置，但唐继尧的表现并不高尚。

　　护国运动19年之后，李宗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作报告吹嘘：“云南起义的时节，实权在唐继尧之手，论行辈则在蔡锷之下，然唐以国家为重，以个人为轻，慨然迎蔡入滇，且以都督让蔡，而蔡亦再三谦让，自愿俯首听命。”【注：何慧青：《蔡松坡入滇起义轶闻》，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74页。】多次捏造谎言的政客李宗黄又创作了一段双方谦让的佳话。

　　在讨论由谁当统帅的问题上，后来的不少文章都在跟随李宗黄渲染互相谦让的“风格”如何如何，实际情况则不然。那博夫在《在护国时期蔡锷与唐继尧之间的矛盾》中指出：“统帅问题，成为逐鹿目标，表面上虽彼此互相推让，实际则彼此各存异见，蔡以资历较深，认为非己莫属，唐以实力在握，操纵可以自如。”“形势所迫，松坡不能不降格相从。此时梁任公不知内中情形，曾电催松坡毅然决然担负统帅责任，而松坡则不能不有所谦冲电复。由此证明蔡之内心，实有不快之感，此为蔡唐矛盾之开端。”【注：那博夫：《在护国时期蔡锷与唐继尧之间的矛盾》，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60页。】众所周知，谦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连袁世凯帝制自为，临登基时都还要假惺惺地谦让一番。谁敢在公开场合厚着脸皮抢官做，谁就会很快失去同情与支持。

　　唐继尧心里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不便于撕破脸皮高居于蔡锷之上，而口头上却又不得不说点谦虚话，请蔡锷当都督。如果蔡锷回答说愿意当都督，唐继尧怎么办？幸而蔡锷回答说自己来滇只是为了讨袁而不是为了争地盘，愿意率队出征，于是唐继尧趁势顺坡下驴，坐在了都督的位子上。在唐看来，反不反袁那是小事，最重要的是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

　　“两人订约，盖有都督印，载明出征在外部队全盘归蔡指挥，云南内部坐镇军政事务归唐负责。蔡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非唐所委，其总司令关防由云南议会刊刻授蔡。蔡唐之间互用公函。后来成立的第二军、挺进军都由唐都督颁发关防，唐对此两军行文用命令。挺进军司令黄毓成为此大表不平。”【注：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9页。】

　　这些资料显示出：蔡锷、唐继尧开会讨论时，是决定“一出征，一坐镇”，出征和坐镇的双方不是谁领导谁，而是平等的关系。蔡锷虽然降格相从，但并非降到比唐继尧低的地步，会议讨论决定建立的这个起义政权，不是统一的领导机构，而是多元化的机构。当时决定云南省组建一支军队出发讨袁，并没有决定云南一个省要组建多个护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