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讨袁的四份电报(3)

　　唐继尧为什么愿意在这时领衔拍发电报呢？因为连续两天自己的姓名已经列在了漾电和敬电的落款中，自己已被绑在了反袁的战车上，没有退路，今后要想推卸责任讨好袁世凯，已是没办法了。另一方面，当时云南军民革命情绪激昂，各省都要反袁似乎已成定局，反袁不仅成了无上光荣的事情，而且觉得夺取胜利已是指日可待。那么，首义第一功的桂冠应当给谁戴呢？唐继尧见猎心喜，要抢首义第一功，所以对于此前蔡锷领衔拍发漾电敬电造成的影响，唐就要采用各种新电报和文告加以冲淡、淹没，再通过会议上的争论反对设元帅制，进而把军政指挥大权抢到自己手中。

　　叶成林在《护国运动的一段回忆》中记载唐继尧竭力反对设元帅，而要改设都督制，目的在于把权利抓在自己手中。【注：叶成林：《护国运动的一段回忆》，载《昆明市志长编》卷八，第321页。原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81页。】蔡锷不能不降格相从，而蔡之内心，实有不快之感，此为蔡唐矛盾之开端。【注：那博夫：《在护国时期蔡锷与唐继尧之间的矛盾》，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60页。】领衔拍发电报，是争夺领导权的一个内容。

　　5、唐任漾电在12月25日拍发

　　唐继尧把蔡锷领衔拍发的23日漾电和24日敬电焊接起来，作了一些修改，删掉其中“或谓因强邻之责言……瓜分之祸更酷”一段约170字，并把“乞以二十四小时赐答”改为“乞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焊接起来的这份电报以唐继尧任可澄两人名义再拍发一次，落款日期仍写为“漾”，这就是后来被云南炒作得震耳欲聋的“唐任漾电”。

　　现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云南档案馆编印的《护国运动》资料集，收录了这份漾电文稿，并说明这份漾电文稿上还有唐继尧印章和批注“此电已于二十三日午后十一时拍去”字样。然而，这更加证明了此漾电是唐继尧事后才制作的，因为唐的批注手迹和红色印章不可能通过电报的形式传输到北京去，那个时代没有彩色电传机。客观暴露出此文稿不是袁世凯政府在北京收到的电报密码译稿，而是唐继尧为了使唐任漾电夺取首义的正宗地位，淹没蔡锷已经领衔拍发漾电的事实，才特意在事后制作并存入档案的。若干年后人们清理档案发现此稿，相信了唐继尧写的话，以为唐任漾电真是二十三日拍发。这份漾电文稿的内容是：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蕴,良可寒心。窃唯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籍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逼，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腐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方、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焕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爱国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胆肝，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零涕，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云南巡按使任○○叩。漾。印。【注：《唐继尧等劝袁世凯取消帝制并限时答复密电稿》，载《护国运动》，第180页。

　　这份漾电中，以“○等夙承爱待”、“唐○○、任○○”中的“○”符号，用来代替唐继尧任可澄的姓名。这是拍发时原稿中的词语吗？显然不是！任何官员向中央发文都要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如果云南督署秘书官员在电稿中因讲究避讳，不写唐继尧任可澄的名字而只写唐○○任○○，那么送交电报局后，那些无职无权的电报员居然敢于不避名讳，在拍发时擅自添加“继尧、可澄”的名字吗？这哪里是电报员拍发时的原稿？

　　1915年12月28日，云南都督府把唐任漾电送《觉报》刊登时，其落款“唐继尧、任可澄”是用姓名全称，不是“唐○○、任○○”，电文中的“尧等夙承爱待”主语也不是“○”。由此可以印证：《护国运动》书中收录的那份写有“此电已于二十三日午后十一时拍去”、落款为“唐○○、任○○”的唐任漾电，不是电报局拍发时使用的原稿，而是后来制作的避讳了名字的抄件。

　　漾日、敬日，北京与昆明之间的电报往来频繁，即问即答。25日（有日）政事堂收到唐继尧任可澄漾电后，也于当天就回电辩驳：“漾电悉。查贵处两次来电，吁请早定大位，情词迫切……本政事堂实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京，以便核转。堂。有。”《护国运动》刊登了这封电报，并拟定了一个标题：“政事堂对唐继尧等漾电故示怀疑电”。

　　政事堂对唐任漾电表示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说唐继尧12月中旬还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仅看23日漾电和24日敬电都是蔡锷领衔，袁世凯政府已侦知蔡锷入滇“挟持”唐继尧，唐继尧附逆实属无奈。现在漾日之后的反袁漾电为什么突然变成唐继尧领衔了？政事堂回电表示“想系他人捏造”，不是毫无道理。硬要说袁世凯对唐任漾电的怀疑是“故示怀疑”，未免显得牵强。这篇表示怀疑的电报，要求“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京，以便核转”，于是才会有现在我们看到的由唐继尧写字签名并加盖印章的唐任漾电，唐继尧写“此电已于廿三日午后十一时拍去”，未说老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