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护国战争的发动——纪念护国战争100周年(3)

　　当然，蔡锷离京出走，是事先经过精心设计的。实际上，蔡锷11月初第一次续假并请求去天津治疗的呈文，未及得到袁世凯的批令，就已经离京赴津了。当时在蔡锷身边任经界局秘书长兼评议委员会主任的周钟岳说：蔡锷托病请假后，潜行赴津，入共立医院，并嘱他将密电及电本携赴天津。周钟岳11月16日携密电及电本赴天津交蔡锷后，蔡锷令周钟岳返京，并要求其接到蔡锷离津行期后，即代拟续假三月和赴日就医之呈文送袁世凯。由此可见，蔡锷第三、四次的请假呈文都是周钟岳替他代拟代呈的。实际上，他早已不在北京了。

　　到天津后，蔡锷即入共立医院，一边治病，一边为出走日本转赴云南作准备。11月18日晚，在所有事项安排完后，蔡锷从容登上日本商轮“山东丸”赴日本。行前，蔡锷向梁启超告别，并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5]（P1481－1222）}还与戴戡、陈敬铭着大礼服共摄一影，表示“不成功即成仁”^{[13]（P156）}。上船前，蔡锷还按事先约定，通知留守北京的周钟岳替他代拟续假报告送呈袁世凯。^[4]（P86）

　　蔡锷抵达日本门司时，即与受黄兴的指示前来联络的石陶钧、张孝准、杨源浚等人接上了头，并在石陶钧等人的帮助下避去日本新闻记者与密探的耳目，直赴长崎。同时，为了继续麻痹袁世凯，蔡锷命石陶钧以蔡锷的名义就医东京，不时向袁世凯政府报告病况，并给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人寄法帖、古籍等，以给其造成蔡锷一直在日本治病的假象。^{[14]（P392）}离开日本时，蔡锷给北京的李鸿祥和周钟岳一信，并请其按计划速准备一切。同时另附一信，要他们转交唐在礼。在此信中，蔡锷要求唐在礼敦促袁世凯“悬岩勒马”，立即停止帝制活动。他指出：“当筹安会发端之始，辄惄焉忧之，以为事不可为，犯此大难，必酿巨变，适所以祸国家者，波及行政元首。其时尚以为主张此事者，不过少数佥壬欲攫获权利，或借事以假陷主峰，兴风作浪，为此侥幸行险之谋，主峰明镜高悬，必不堕其术中也。无何机势蓬勃，薄海骚然，竟将见诸（事实）。……值兹千钧一发之候，何忍终守缄默？！伏望转陈主峰明下命令，停止帝制之运动，确定共和，将此次倡乱诸人，酌予薄惩。”^{[14]（P342）}至此，蔡锷明确向袁世凯表示了坚决反对复辟帝制的态度。

　　接读蔡锷的信后，袁世凯才如大梦初醒，深感上了蔡锷的大当，对身边的人说：“以彼（指蔡锷——引者）临行之谋虑深远断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今已远扬，必为吾患无疑。吾生平识人未尝有误，乃卒为此子所蔽。”^{[15]（P95）}

　　就在袁世凯望洋兴叹、无可奈何之际，蔡锷已由日本平安到达香港，与殷承瓛、戴戡等人会合，并与奉黄兴之命在香港设立联络机关的昔日云南老战友、时任欧事研究会负责人李根源会晤。两位老战友又仔细商量了云南反袁起义的计划。此时，袁世凯已侦悉蔡锷拟经越南入滇，一面派出密探，沿途追杀，“是时，海防、河内、老衔一带，袁探密如蛛网”；一面迭电命令云南将军唐继尧，对于蔡锷等人“严密查防”，并“准以全权便宜处置”。同时，袁世凯还密电云南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今开远县）县长张一鲲，令其在蔡锷入滇境后，“相机暗杀”。^{[2]（P110）}但在李根源等人的妥善安排下，蔡锷、殷承瓛、戴戡等人机巧躲过了袁世凯密探，秘密离港，乘船赴越南海防，再经越滇线入滇。经过越南河内时，蔡锷通过法国领事馆给唐继尧拍去电报，请求接应。唐继尧接电后，高度重视，即派其堂弟、滇军警卫团团长唐继禹率警卫两连、宪兵一分队到越南迎接蔡锷一行，沿途密切加强戒备，护送蔡锷经滇越铁路于12月19日胜利到达昆明，挫败了袁世凯的企图阻止蔡锷入滇的阴谋。

　　蔡锷从容离京赴日所反映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抱着重病、冒着生命危险、历时一个多月、克服千难万险辗转赴滇的奋斗精神，都赢得了战友们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评价。戴戡说：蔡锷由北京到昆明，“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比之三国时代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其惊险程度不知超过了若干倍。”^{[16]（P138）}李根源也说：“蔡君身陷虎穴，卒能间道南旋，仗义讨贼，其坚忍沉毅之概，诚非常人所及。”^{[17]（P661）}

　　四、 发动起义

　　蔡锷抵滇后，带去了全国各方面反对袁世凯的新情况，曾因“顾及云南以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止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氏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击石之虑” ^{[4]（P264）}的云南将军唐继尧感到信心倍增，“始行决议反对（袁世凯）”^[18]。12月21日和22日，蔡锷、唐继尧召集云南重要军政人员齐集五华山光复楼举行军事会议。会上，蔡锷首先介绍了他与梁启超等人天津密会和与各省重要人员联络情况，分析了袁世凯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之间的矛盾及各国对袁称帝的态度，云南起义后可能响应的省份，等等。蔡锷说得条理清晰，简洁明畅，态度坚定，慷慨激昂，与会人员听了之后，深受鼓舞，反对帝制的决心和信心顿时大增。接着，会议就起义前的重要事宜进行了充分讨论和仔细研究，最后议定了起义的步骤：先是致电袁世凯，要求其取消帝制，否则即宣布云南独立，整兵二师，分出湘蜀，共图中原。最后，蔡锷与参会各将领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歃血为盟。誓毕，各人饮血酒一杯，众皆鼓掌，三呼万岁。

　　23日，按照会议的的决定，唐继尧、任可澄将蔡锷带来的由梁启超所起草《云南致北京警告电》和《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两电合为一电，并稍作修改后发给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诛除杨度、孙毓筠等帝制祸首，并限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答复。

　　24日，蔡锷与戴戡又致电袁世凯，要求“迅予照准”唐、任之电“所陈各节”，“为最后之忠告”。“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同时，蔡锷又将此电稿通电全国，“乞一致主张”。^{[14]（P343）}

　　25日上午10时过后，袁世凯并未按照蔡锷、唐继尧等人的要求作出答复，蔡锷即与唐继尧等人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袁世凯“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并檄四方，声罪致讨”^{[14]（P344－345）}。这样，蔡锷、唐继尧等人就毅然决然地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以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维护共和民主为的目的的护国战争的大幕。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蔡锷不愧为护国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反袁各派大联合的纽带、云南护国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为护国战争的发动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参考文献：

　　[1] 申报，1914－04－12.

　　[2] 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4.

　　[3] 张学继.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J].近代史研究，2006，（3）.

　　[4] 田伏隆编.忆蔡锷[C].长沙：岳麓书社,1996.

　　[5] 曾业英编.蔡锷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6] 蔡端.蔡锷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7] 文明国编.梁启超自述( 1873-1929)[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8] 谢本书.论反袁大联合[A].护国文集编辑组.护国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9] 北京晨钟报，1916－12－25.

　　[10] 顾恒敬.张绍曾传略[A].廊坊文史资料（第1辑）[C].1989.

　　[11] 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12] 申报，1915－09－24.

　　[13] 谢本书.讨袁名将——蔡锷[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14] 邓江祁.蔡锷集外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5.

　　[15] 王建中.洪宪惨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6]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 云南省社科院等编. 护国文献[C].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18] 任可澄.西南起义之原原本本[N].长沙大公报，1917－02－19.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