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护国战争的发动——纪念护国战争100周年(2)

　　其次，联络国内外革命党人。“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在全国实行独裁专制统治，革命党人受到严重的迫害，军队溃败，党人星散，大批骨干遭到通缉，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被迫流亡国外。天津密会后，蔡锷即主动与远在美国的黄兴联络，派专人给他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通报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准备潜赴云南发动起义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对蔡锷的计划非常赞同和支持，认为“讨袁的时机已经成熟，凭借松坡先生辛亥前后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和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因而立即致函在日本的张孝准，“嘱其速即设法回国，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 ^{[4]（P245－246）}，并致函唐继尧，说明“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8]（P8），以消除唐继尧可能产生的疑虑。同时，黄兴还电促在海外李烈钧、石陶钧等欧事研究会成员回国，参加武装反袁起义。1915年11月，黄兴得悉蔡锷出京后又通知张孝准，蔡锷将经过日本去云南，要求张孝准和石陶钧确保蔡锷“安全通过倭地，经香港、安南（越南）达到目的地” ^[8]（P8）。在与黄兴联络的同时，蔡锷还通过中华革命党员李华英与在东京的孙中山联络。^{[4]（P380－381）}并嘱袁家普秘密联络在上海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彭允彝、谷钟秀等人，“与上海民党暗通消息” ^{[4]（P380－381）}。

　　3.联络其他重要人物。蔡锷还注意暗中与其他党派和省份重要人物联络。张謇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民国成立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熊希龄内阁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并先后出任统一党、共和党、进步党理事。1915年1月，蔡锷兼任经界局督办后，与张謇住所相邻，为经界事常与张謇商榷。及袁世凯欲推行帝制，张謇即辞职南归，专心经营实业教育。蔡锷离京前曾托人送书张謇说：“成败利钝，吾所不计，但求诸公主持公论以为助耳。”^[9]黑龙江将军朱庆澜晋京述职返回黑龙江前夕，蔡锷邀其至住宅，“畅谈半日，叩其对于帝制问题，沉吟者久之，早知其已有会心”。^{[5]（P1382）}胡景伊是蔡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并一道参加过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后，蔡锷督滇，胡景伊督川，因此，两人联系比较密切。1915年春，袁世凯派亲信陈宧入川，将胡景伊免职，调北京任参政院参政。蔡锷在京时积极争取胡反袁，并与之“熟筹川事，密约南旋” ^{[5]（P1232）}。张绍曾是蔡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1911年10月曾与吴禄贞、蓝天蔚策划“滦州兵谏”，民国成立后任绥远将军，1914年调北京任将军府将军。袁世凯阴谋称帝后，蔡锷与张绍曾秘密谋划维护共和、反对帝制，议定“蔡到滇发难，张即联络北方军人共同响应”^{[10]（P64）}。山西将军阎锡山的参谋长李敏（字勉之）为云南呈贡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回滇任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教练官，嗣后调广西第一标第一营任管带，辛亥革命后投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阎锡山，此时李敏奉阎锡山之命常往返于京、并之间。蔡锷因而得与李敏秘密联络，并托其携带何绍基所书的四幅绣屏中的一对赠阎锡山，作为纪念。绣屏的上联是“雅量风清兼日月”，下联是“高情涧碧与山红”。阎锡山收到绣屏时“就知道他决定离开北京”，明白了蔡锷反袁的真实态度。^{[11]（P60）}

　　蔡锷积极与上述各派人物的联络，为护国战争的发动乃至最后胜利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如谢本书先生所说：“蔡锷对于反袁各派的联合起了关键性的纽带作用。没有蔡锷所起的纽带作用，反袁联合战线的形成将是更加松散的，以致是不大可能的。”^[8]（P13）

　　三、智脱虎口

　　蔡、梁等人反袁计划既定后，梁启超依计而行，迅速撰成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于9月3日在上海《大中华》杂志第八期上发表此文，驳斥了筹安会所鼓吹的“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和“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等复辟滥言，提出了在共和制下“君主国体难以规复”的著名论断，表达了维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的态度。文章发表后，京、津各报争相转载梁文，使之传诵一时，在全国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蔡锷则按照“天津密会”制定的策略，“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从三方面制造假象，麻痹袁世凯。

　　一是公开赞成帝制，以取得袁世凯的信任。蔡锷在京中假装成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书呆子那里劝得过来，但书呆子也做不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4]（P237）}8月25日，蔡锷约集袁世凯心腹、参谋次长唐在礼和其他在京高级军官蒋方震、陈仪等12人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蔡锷亲笔书写“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题款一行，并带头签了“昭威将军蔡锷”六字。9月1日参政院开会，蔡锷又与沈云沛、周家彦等人请愿改变国体。蔡锷积极赞成帝制，果然得到袁世凯的重用，“会段祺瑞辞统率办事处职，袁世凯委蔡兼充段遗缺” ^{[4]（P421）}，从而成为袁世凯核心机构成员之一。不久，又成立国防会议，袁世凯命王士珍任会长，蔡锷任副会长。^[12] 9月，蔡锷以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身份与陆军总长王士珍等人积极收集中央及各省军界各员赞成帝制的折子，陆续呈报袁世凯，并以经界局督办身份代表全局呈请袁世凯“俯顺舆情，速正大位”^{[5]（P1218）}。这样，蔡锷俨然成为袁的“红人”。

　　二是故意寄情声色，以松懈袁世凯的警惕。蔡锷在京中还佯装胸无大志、无所作为，与一些朋友“在一块儿便打牌吃花酒，做成极腐败的样子”^{[4]（P237）}，还涉足京中妓院八大胡同，与云吉班里的京都名妓小凤仙往来密切，饮酒看花，终日作乐。

　　三是托病请假出京，以消除袁世凯的怀疑。10月初，蔡锷因登长城，感染风寒，引发上呼吸道不适，且久治未愈，于是蔡锷决定以治病为由出京南下。10月下旬，蔡锷呈文袁世凯，请求“请假五日，以资静摄。”袁世凯很快批道：“准予给假五日。” ^{[5]（P1221－1222）}到了11月3日，蔡锷又呈文袁世凯，以“病势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为由，请求“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袁世凯予以同意并批道：“准予续假七日，俾资调理。” ^{[5]（P1225）}11月22日，蔡锷再一次呈文袁世凯说：由于“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请求准予续假三月。袁世凯批道：“著给假两月。” ^{[5]（P1226－1227）}过了几天，蔡锷又呈文袁世凯说：“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11月30日袁世凯批道：“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5]（P1228－1229）}就这样，由于有了袁世凯的信任，再有了袁世凯的一次次的批令，蔡锷也就得以治病为由，从容地由北京到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