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护国战争的发动——纪念护国战争100周年

　　1915年12月25日爆发的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继辛亥革命之后，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具有进步、爱国意义的战争。蔡锷为护国战争的策划、联络、发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挥了极为独特而又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定策京津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虽然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总统，但他的野心并没有得到满足，竟然利令智昏，违背历史潮流，紧锣密鼓地加快了其复辟帝制的步伐。1914年3月，袁世凯公布《觐见条例》，恢复了清朝时的“陛见”制度。5月，袁世凯又下令改国务院为政事堂，设国务卿，并将总统府的内部官制恢复清朝时的种种名称。6月，袁世凯下令各县县长一律改称为县知事；各省观察使一律改称道尹；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从而使各级地方行政更接近于清朝时的督抚、司道体系。7月，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令》，将文官官秩分为九等，并一律冠以前清时代的卿、大夫、士之类的名称。对此，当时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1] 9月，袁世凯又下达祀孔、祀天令，大肆进行祭孔和祀天大典等复古活动。1915年7月，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在8月3日的《亚细亚日报》抛出《共和与君主》一文称：“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2]（P7－8）}其另一个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紧密配合，给袁世凯上了一个《新式国家之三要件论》的条陈，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不具备共和政体“三要件”，还是以“旧式”的帝制为好。^{[3]（P69－70）}8月14日，袁世凯授意杨度、严复、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发起组织筹安会，赤裸裸地鼓吹帝制。1915年10月初，参政院议决以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是否改行君主政体，袁的亲信及各地党羽操纵各省区代表的选举和国体投票。11月20日，各省区投票全部告竣，“全部赞成”君主制，并“一致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上书“劝进”。袁世凯又经过一次假意歉让后，于12月12日，接受推戴，并发布命令，承认帝位；13日，袁在中南海居仁堂“受百官朝贺”；15日，袁大肆封赏，宣布将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设立“大典筹备处”，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极。至此，袁世凯策划的复辟帝制闹剧达到高潮。

　　对于袁世凯的一系列复古倒退的行径，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蔡锷早就“越看越不对了”^{[4]（P235）}。筹安会出笼后，蔡锷终于彻底看清了袁世凯的真实嘴脸，痛感“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绝矣”^[5](P1230)，于是“决然引去”^{[5]( P1233)}，义无反顾地走上反袁之路。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即1915年8月15日，蔡锷从北京赶到天津汤觉顿寓处，与梁启超等四人密商对策。蔡锷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有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6]（P7）蔡锷这种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而战的精神，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接着，大家决定立即组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并开始商量对付袁世凯的具体办法，决定从文、武两方面反对袁世凯。文的方面，由梁启超负责舆论工作，撰写反袁文章；武的方面，由蔡锷负责军事工作，利用其在云南的旧部发动反袁起义。同时决定，一面密派可靠人员赴云南、广西、广东等省侦察情况，一面打电报通知相关重要的人物来京面授机宜。考虑到梁启超的文章发表之后，恐因梁、蔡之间的深厚师生关系，引起袁世凯对蔡锷的怀疑，因此又决定，梁启超和蔡锷表面上做成分家的样子。^{[4]（P236）}

　　8月15日之后，蔡锷“间数日一诣天津，造先生（指梁启超—引者）之庐，谘受大计” ^{[5]（P1481）}。这就形成了后来梁启超、蔡锷等人密商讨袁大计的一系列会议，史称“天津密会”。8月下旬，根据密会精神，蔡锷分别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和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请他们以筹安会代表的名义速派可信任之人员进京。^{[5]（P1204－1205）}9月3 日,蔡锷又致电贵州的戴戡，告之“早来京甚佳” ^{[5]（P1209）}。10月戴戡与王伯群到京后，蔡锷立即与他们赶到天津梁启超住处进一步研究反袁起义计划。与会人员经分析派往各地人员反馈的信息并反复研究讨论后，敲定了反袁护国起义的战略部署：“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7]（P74）。会议同时决定戴戡、王伯群负责策动贵州起义；蔡锷负责策动云南；梁启超负责广西。同时，考虑蔡锷赴滇途中有危险，由王伯群持蔡锷亲笔信先行赴滇面交唐继尧，传达天津会议精神，并与其商议云南反袁起义事宜，作好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2]（P91）

　　“天津密会”前后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制定了反袁起义的策略，确定了反袁起义的根据地，为护国战争的发动和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锷作为“天津密会”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在反袁策略的研究和确定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联络各方

　　反袁起义的总体战略和根据地虽然确定了，但作为军事战略家的蔡锷认识到，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下，要打倒集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袁世凯，必须联络和团结国内外那些“怀有义愤”，“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的志士，组成最广泛的反袁联合战线，共同奋斗，才能稳操胜券，最终完成倒袁之大业。基于上述认识，天津密会期间，蔡锷还注意开展了一系列秘密联络工作。

　　首先，联络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筹安会出笼后，蔡锷即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广西将军陆荣廷、广西第一师师长陈炳焜等人，要求他们“处事持议，务望稳静，以靖地方，而裨大局” ^{[5]（P1202）}。与此同时，蔡锷还及时向他们通报京中动态，指示他们派本省的筹安会代表尽快赴京，并发电表示赞同帝制，以麻痹袁世凯。嗣后，蔡锷又秘派何云翔、黄实等人赴云南，彭权、何上林赴广西，赵恒惕、陈复初赴湖南，毕厚去广东具体做联络和策动起义工作，“为异日反对帝制作准备”。^[4]（P62）四川泸州是蔡锷反袁军事计划中进攻四川的重要关隘，而此时驻守泸州的是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旅长雷飙。刘存厚在云南任职时曾与蔡锷密议革命，并参与云南重九起义，民国成立后，受士官学校同科同学、时任四川都督尹昌衡之邀，返蜀任川军师长。雷飙则是蔡锷执教湖南武备学堂时的学生，与蔡锷还是邵阳老乡，常年随蔡锷到广西、云南、北京等地工作，1915年春陈宧赴四川任职时，经蔡锷推荐跟随陈宧进川，派在刘存厚手下任旅长。因此，他们都是蔡锷的部下和亲信。为了云南反袁起义后能取得他们的协助，蔡锷也致电提醒他们“须处处留心人才，为将来国家用。凡各军队官长，尤应时刻留心，与之团结一致”。^{[5]（P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