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廷天下到国家社会——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转折(4)

　　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曾上书朝廷，主张“由皇太后降懿旨，召集国民大会于上海，以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何者为最适于中国二大问题付之公决。诏中须敷陈利害，力主和平，务使天下咸晓然于朝廷并无意以天下徇一姓之私，实欲以国民己力解决今日之大局，但使公意所存，则宁牺牲大宝。”袁的表述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话语，即一方面要以民意定政体，另一方面朝廷须对天下负责任。前者对革命党人吸引力并不太大，但后者对清政府仍有不小的约束。虽然皇族中有割据东北或西北的意见，但清室最终选择为天下放弃政统。甚至可以说，清代的广阔疆域能够被民国承继，恰因为本土的朝廷天下话语仍然有效。

　　在意识形态层面之外，制度建置的变动也值得注意。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称：“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不仅“人无固志，奸宄生心”，而且“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康的观察是否确切姑且不论，但其所思所言都在朝廷天下的体系内。他的弟子欧榘甲说过一段相似的话，但导向完全不同。欧榘甲在1902年说：“自中日战争以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他主张“广东人其力行，广东于是乎自立，为各省倡，为南部独立国”。欧的提议在传统政教体系内实属叛逆，只有新的国家观念方能为之正名。其设想显示朝廷天下的架构渐从读书人的思考中淡出，也预示了“省”在新结构中的重要性。

　　新政中建立的各省咨议局是晚清政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朝廷反专制”的一大表征。1909年湖南咨议局成立时，议长谭延闿称，中国数千年来本为专制政体，于今则迥然不同，他转述湖南巡抚岑春蓂的发言，宣称：“权利为国民所当有，舆论为国家所宜重，实为朝廷所以立宪之精神，亦即为人民所以参政之原理。”在同一年，浙江省咨议局议长陈黻宸说：“我中国人士，无参预政治之权久矣。其于国家一切兴革大政，悉在一人，宵衣旰食，勤劳于上，下不敢过问。而于国民应尽义务，又以梼昧罔知，不克自奋，驯至尊卑悬绝，呼吁勿闻，以酿成积弱不振之象。”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来，人民不得参预政治，盖以君主独立，视人民无参预政治之能力，而并无参预政治之智识，以致上下阂隔，疾苦不能自达，呼天无声，怆然自绝。”两位议长皆科甲正途出身，陈黻宸所言“君主独立”与谭延闿口中的“专制政体”虽表述不同，但意义一致。两人都以“数千年”立言，体现了其思路有很强的截断历史的革命性——他们都以本土体制为专制，并设想通过代议机关来反专制，与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其实相当接近。

　　新政中建立的各省咨议局是晚清政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朝廷反专制”的一大表征。1909年湖南咨议局成立时，议长谭延闿称，中国数千年来本为专制政体，于今则迥然不同，他转述湖南巡抚岑春蓂的发言，宣称：“权利为国民所当有，舆论为国家所宜重，实为朝廷所以立宪之精神，亦即为人民所以参政之原理。”在同一年，浙江省咨议局议长陈黻宸说：“我中国人士，无参预政治之权久矣。其于国家一切兴革大政，悉在一人，宵衣旰食，勤劳于上，下不敢过问。而于国民应尽义务，又以梼昧罔知，不克自奋，驯至尊卑悬绝，呼吁勿闻，以酿成积弱不振之象。”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来，人民不得参预政治，盖以君主独立，视人民无参预政治之能力，而并无参预政治之智识，以致上下阂隔，疾苦不能自达，呼天无声，怆然自绝。”两位议长皆科甲正途出身，陈黻宸所言“君主独立”与谭延闿口中的“专制政体”虽表述不同，但意义一致。两人都以“数千年”立言，体现了其思路有很强的截断历史的革命性——他们都以本土体制为专制，并设想通过代议机关来反专制，与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其实相当接近。

　　以反专制为诉求而建立的各省咨议局与民间冲突颇多，民国成立后的省议会也与民众龃龉不断，能否足以代表人民是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代表民意是一种拟制，省咨议局的正当性已整体外于朝廷天下的体系。换言之，清政府内部除了新国家机关和本土朝廷的二元之外，京师与各省也开始走向二元，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在权能两层均可取代朝廷的新权力、新机构和新人物，政府中属于朝廷的那部分力量从“内轻外重”变得“内外皆轻”，已被整体架空。

　　因为双方共享着相近的意识形态，革命党人和各省咨议局在人事层面一度能够合作。赵凤昌之子赵尊岳即称：“辛亥以百余日倾覆满洲三百年之天下，显见地方人士之效力，初不亚于党人。所幸孙、黄领袖民党，能识大体，与地方人土推诚相见，协力相济，众亦翕然无丝毫之成见，因以致果。”丁佛言回顾辛亥革命进程时说：“武昌革命，义旗一挥，举国影从，立宪之事消于无形，共和之声震人耳鼓。当此之时，人心一致，各省响应，先登为荣，后至为辱，如饮狂泉，又若痫发，事不三月，君主退位，民国告成。”“举国影从”落实为“各省响应”，使得一场“如饮狂泉，又若痫发”的剧烈变局并没有多少波折。而同盟会会员焦易堂在共和建立后也称，各省咨议局在晚清“实为民意之总汇机关”，武昌起义时，“各省因有民意机关为之响应，故专制易于推倒。假使前清无咨议局，则辛亥一役能否成功实为疑问”。充分体现了各省代议机构在辛亥鼎革中的枢纽地位。

　　就人事层面而言，革命的急迫展开和迅速终结，乃是士人在正反两方面借助民主话语和天下架构的结果。王国斌注意到，晚清时“社会精英在参与地方政府的扩大，同时也领导着民众的动员”。他所说的“社会精英”基本仍属士人，即一部分士人在推动地方政府扩张权能，而另一部分士人又代民立言，反对政府增加税赋，两种进程共同打破了朝廷与士人合作维系天下的格局，但大体还能保持“士为四民之首”的状态。当朝廷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士人表面借助外来的民主语汇，事实上则依据本土思想资源赋予的地位，在短时间内承担了维持政府和民间双重秩序的任务。

　　士治的延续也部分体现在民初舆论界与政界的统一。柳亚子曾述及南社历史，称：“革命军兴，而建牙开府，与夫参赞帷幄者，率多吾社俊流，是曰酝酿时期不啻全盛矣。”可知共和政府的建立及运作在人事层面多赖士人之力。而胡朴安后来也回忆：“民国元年至二年之间，南社同人，主持上海报馆笔政者颇多。”体现了政体虽革，舆论仍承继清议，在士人手中保持相对统一。杜亚泉观察：“自辛秋起义，不及半年，共和聿成，民国统一，以极短时间，成极大事业，不特中国所未有，抑亦先进之所无。”杜亚泉所言“先进之所无”最能体现读书人的乐观心态。但是，士人只有在天下自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随着官僚日益扩权，联结政府和民间的“士治”很快就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中丧失其正当性。这或许能够解释后革命时代的一个悖论，即弱势的北京临时政府能够维系全国，随着政府日益巩固，民间秩序反倒走向动荡。

　　四、全能的国家和无权的社会

　　孙中山1906年时曾宣称，如能建立民国则“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非惟除满洲二百六十年之苛政，且举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斯诚国家之光荣，人民之幸福也。”至1912年春天，孙中山注意到民间对共和评价不高，甚至不如“专制”的清朝，而他自己也不否认此点，只不过预测“共和之结果，须在十年以后”。虽然较自己此前描绘的愿景大大后退，但仍保有十年之约。到民国成立后的第十年，孙中山承认“两广都变成了土匪世界”“有许多广西人，不但不知道共和的好处，反有希望真命天子出现，或者满清复辟”，而且“全国大多数的普通心理，差不多都是这一样。”与读书人在20世纪初的美好愿景相比，民初的状况可谓不尽如人意，而且每况愈下。作为共和国的奠基者，孙中山的观察充分体现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落差，尤其是在政府与民间的关系上，共和之初的乐观情绪与最终结果几乎完全相反。

　　谭延闿在民国建立后说曾宣称，“共和成立，专制告终”。此说与他晚清时在咨议局的发言一脉相承，只是将共和国的建立而非咨议局成立作为告别专制的标志。但事实证明，民初的民主实践同样难孚人望。有读书人认为，晚清立宪不成乃是满清亲贵作祟，民初共和失败乃是军人官僚窃取的结果，大致归咎于中国人并未正确理解民主思想。但是，如果参照前述马克·高迪等人的观察，可知民主体制与中英两国原有的政教体制相比，本有其不足。其中一个重要的缺点，在于民主意识形态中“公共空间”从民间自理转变为政府代理，“公仆”们对“公”的支配程度远比王朝官僚更高，故民主转型原本就可能造就一个更不自由的政制。与英国相比，中国本土体系的特殊性又进一步加大了两种体制的权力落差——在中国本土政治结构内，县级政府的大部分行政分支被刻意贬斥为不属于朝廷的贱民，此时则转变为代表国家的官僚，这使得共和政府与民间相接的部分较原来的朝廷更加“专制”。

　　民国建立后，章士钊曾言：“吾人立国本义，乃在损下而益上。其所以为损益者，初出于力，渐纳于儒。观夫韩子作为原道，至谓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词旨缪戾，不足以欺童子。而千年以还，名儒辈出，举称其薪传所接，上及禹汤，世论之蛊，可以想见。”但是，“君国同体之义，至最近十载，已有变更。由是损下益上之文，转为损私益公之训，而寻其言之脉络，仍未免为儒术所拘，以致行私者，每得托为公名以相号召，抹杀民意以行己奸。毁弃民益以崇己利，动假微言大义以行，事过帝王专制之实，法律上无可抗，舆论亦毫无能为，如此而谓之国家，尚复成何意味。”章士钊意识到新的“损私益公”的说辞实际继承了传统意识形态中“损下益上”的一面，思考相当深入。传统话语中虽有上下之别，但“公”却未被政府垄断，士人可站在天下立场上居高临下批评朝廷。但在新体制内，号称公仆的官僚日益自居于整体性的“大公”，转而将民间的各种公共建制视为“私”的聚合，且在相当程度上被政府外的读书人所承认。

　　章清已注意到，“以国家是‘公共’的，与以往所谓的‘天下为公’是不可等量齐观的”，晚清读书人“将‘天下为公’之‘天下’转换为‘国家’与‘政府”’，则公共事务将会统归于政府之下。原本与“朝廷”相对应的外部思想范畴很多，至少上有“天下”，外有“江湖”。“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虽然不平等，但毕竟是两个独立的场域。但在新的话语体系内，读书人已渐渐无法站在天下立场上审视朝廷。即随着政府日益以国家自居，公共领域在话语中日益被“公仆”占据，民间对官僚的批评即有被视作反共同体的危险。

　　从前述章士钊的论述可知，公私话语的转折发生在1904年前后，并一直延续至共和建立。一方面行私者所为已经“事过帝王专制之实”，同时“法律上无可抗，舆论亦毫无能为”。因为在国家社会的体系中，政府可以借助民主名义单向产出法律，民间实无法裁制官方行为。换言之，朝廷与天下的消逝造成了政府与民间的公私易位，而新的公私结构立即生成了较此前更严重的上下分野。新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公私话语使政府更加强势，其支配范围也日益扩展。晚清预备立宪中的困境并没有在共和体制中消失，而且进一步严重。如民国政府面向民间的种种禁令，在新的话语结构中只是“国家管理社会”，若照本土的标准则是“朝廷侵犯天下”。

　　新的公私观念在税收层面也影响深远。孙中山曾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诟病清廷“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自称“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但是，民间税赋并未因共和体制建立而有所减少，反倒进一步增加。1912年l2月，统一党发表宣言称：“共和国民，以纳税为义务。乡曲之民，知识未开，放弃义务，固不足怪。乃号为人民代表，素负时望者，亦忘国家财政之奇绌，而惟欲减轻其乡之负担，请愿之书，大半类此。夫古者轻徭薄赋之说，乃为闭关自守，藏富于民言之耳。若夫列强环伺，府库空虚，国之与民，本同一体，国之不存，民于何有？若各私其身，各私其家，而无以济公中之用，则彼公仆者，将何所挟以庇护其民？不为潜逃，必为横决，大乱之兴，可立而待。”在本土体制内，士人为乡土利益向朝廷争取减税本属“政治正确”之事，在民主政制建立后却被负面化，被视为损公益私，人民反对增税转而被视为“知识未开”。可知新话语中“国民同体”的实际后果，是设定了政府相对民间的优先地位，公仆遂可借助“国之不存，民于何有”的逻辑增加税赋。

　　因为在国家社会的话语结构中，社会被剥夺了法权，使得判定个人行为准则的标准从个人可以体认的自然法转移到政府控制的成文法，社会甚至无法独立评判自身。王、况森曾转述色川大吉对日本明治时代的描述，这一时期的日本民间同样面临类似的困惑，“对许多人而言，‘社会’的概念很难理解，尤其是个人的善行对整个社会不一定有利，对许多百姓来说简直不可理解。”这种道德与法的断裂，正体现了民间自然法权被剥夺而造成的根本困境。

　　在朝廷天下格局消失后，随着国家一词同时指代政府和民众共同体，社会一词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相。它会被用来指代民众全体，同时又会被视为国家(政府)管理的场域。如果比对国家社会和朝廷天下两种话语结构，可以说前一种社会概念大体是天下的延续，而后一种社会则是被政府剥离法权的天下。社会主义的兴起和社会学的转型正体现了两种社会概念的不同影响。

　　因为社会一词可以指代民众全体，故社会主义常被视为生计层面的民主，这使得社会主义在2O世纪20年代初即被不少政治派别接受。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总说明书》中称，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生计以适合正义使各得相当之生活为原则，个人之生计自由在此范围内应受保障”等条文，使得“本草案之弹性，自其左端除无治主义外，不论社会主义之任何派别，迄于右端除绝对之个人自由主义外，不论资产制限之任何程度，皆能容之，且无时不可以改进”，故宣言“本案非社会主义之宪法案，乃容受社会主义之宪法案”，由此可以“应世界之大势，平社会之不平，谋人类之福祉，弭无穷之祸乱”。这一将社会主义纳入国家根本大法的尝试，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接受程度要远高于此前学界的认识。

　　但是，由于在国家社会的话语结构中民间被剥夺了自主法权，故与晚清朝野各方提倡民权却造成政府扩权一样，对社会主义的提倡也造成政府在产权层面的进一步扩张。在此之前，天下本循道自立，故朝廷与天下之间很大程度上是以审断为表征的司法关系。民主话语使得社会从严复时代的“有法之群”变成不再保有自主法权的场域，国家和社会也变成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至此时，两者又进一步变成改造与被改造的支配关系，最终走向钱穆所说的“政府来革社会之命”。

　　基于社会概念的后一种面相，社会学逐渐从超越国家的“群学”退缩成国家内部的政治学、经济学之外的“剩余学科”，连带社会史也变成政治史、经济史之外的某种“专门史”。社会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对社会问题解释力却没有增强。这一悖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概念框架决定的，即一个被剥离法权和产权的“社会”定义导致了本学科的自我边缘化。如李猛所言，社会学“将决定现代社会主要特征的财产和国家等问题逐渐放逐到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使得“社会学家在分析乃至诊断各种现代社会现象时，丧失了理解这些现象产生的真正前提。”这提醒我们或许有必要回溯当下“社会”概念诞生之前的话语结构，重新审视这场从朝廷天下到国家社会的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