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廷天下到国家社会——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转折(2)

　　以今日后见之明来看，因为明中期以后的朝廷更多扮演仲裁者而非管理者的角色，故只需少量官僚即可对民间实施有效的治理，因而能将税收维持在相当低的程度。用法学和经济学的术语来描述，政教体制下的朝廷就像是一个轻资产的司法团体。这使得民间保有大量的消极自由，但也造成政府动员水平有限，明清易代或即因此而来。清朝在明代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中原本位的多元政教体系，维系较此前更广阔的疆域，但也部分承继了明代体制的特点，难以将民间资源转化成外竞能力。十九世纪以后屡次御侮失利，或也与此相关。

　　二、权税交易下的政府和民间

　　广泛的自治和较低的税负是明清两朝民间安定发展的制度保障，但在欧洲各国全球扩张的时代却成为一种近乎致命的缺陷。随着外部压力日增，晚清的读书人发现文治的天下开始变成无道的“世界”。1901年《国民报》有文章设问：“谓地球有公理，何以杜兰斯哇、飞律宾苦战经年，竟无一国助其独立？讲文明如欧美，何以联合军之强暴与野蛮无异？讲平等如合众，何以驱逐华人与非洲土人之排白人无异？”梁启超在同年也慨叹：“天道无知，惟有强权，世有欲借外国之助力以成维新革命之功者乎？吾愿与之凭吊非律宾之战场也。”在他看来，“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若想在此“酋长世界”中维持生存，只有聚合民力以竞于外。

　　在国争日益剧烈的新世界，政府须征用大量民间资源来保卫国族共同体，但既有的劝捐派税手段皆不足以动员富商大贾等民间强势群体。《国民报》称：“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贱之曰市井，不得与士大夫伍。然一日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资于商人。若者有税，若者有捐，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其肤，吸其髓，以供吾用而已。”如淡化其中的负面语汇，这一观察正充分体现了本土体制在动员民间资源方面的局限。为维持国族生存，现有政制似已不得不变。

　　更重要的是，外部竞争不仅使朝廷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也间接挑战了意识形态的整体架构。在政治任务转变推动的意识形态转型中，中国本土的“道”从普世的“通义”降格为民族化、区域化的文化论述，政制正当性逐步转移到西来的国家观念中。列文森在讨论“天下”和“国”时指出，这两个词都不能简单地用英语中的对等词来表述，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词的定义都与另一个词的定义有关，是与另一个词相比较而存在的”。朝廷、天下两词也是如此，随着天下的淡出，与天下同构的朝廷随之渐趋边缘。国家一词开始兼有朝廷和天下两种含义，即一方面是民众的集合体，同时又指代政府。人民和国家（政府）逐渐成为政治言说中的基本范畴。如钱穆在20世纪30年代所总结：“三十年来建国理论上最普遍的便是‘民众建国论’。国家基础在于民众，为民众而有国家，国家的一切应该代表着民众，这是天经地义无须讨论的。”

　　王宪明指出，在欧洲思想体系中，“到19世纪为止，国家‘三要素’说（即领土、主权、人民）基本定型”。随着西方思想权势扩展，各派读书人都逐渐接受了由人民、版图和主权构成的西式国家观念。接受君宪的梁启超曾言，国家乃是“在一定土地之上，以权力组织而成之人民团体”。而倾向革命的“黔首”称，国家需具备三要素：“人民者，成国家社会的国民的基础者也”，“版图者，成国家之地理的基础者也”，而“权力者，成国家之政治的国民的基础者也”。由此推广，“国法上之主权，乃政治上加被治者以权力，故生服从之义务”。从上述发言可知，政治主张纷呈的各派大都承认权利（权力）义务框架乃是认识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新前提。

　　读书人心目中的民权大体落实在政治层面，主要包括“参议国政之权”和“举人之权”。满洲正红旗进士达寿1908年赴日考察宪政后说：“立宪之国家，其人民皆有纳税、当兵之义务，以此二义务，易一参政之权利。君主得彼之二义务，则权利可以发展，国民得此一权利，则国家思想可以养成。斯时也，君主又为之定宪法为臣民权利之保障，而臣民又得于国会协赞君主之立法，及监督国家之财政，上下共谋，朝野一气，一休一戚，匪不相关，如家人父子者焉。”此言充分体现了包括满人在内的晚清读书人对未来政制的设计，即以权利义务为手段联结民间与政府，在新的宪政框架中重新构建国家。

　　天下作为自足的公共秩序，在“道”的支持下保有自足的法权和产权体系，朝廷的任务是维护天下，多数情况下无需插手民间事务。而新式的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权税交易”，即人民享有由国家赋予的某些“权利”，同时也要对政府履行纳税等义务，政府和民间的关系要远比此前密切。梁启超认为：“吾国今日所最要者，在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要求立宪。若果能尔尔乎，则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也。”但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并不是在既有税赋前提下的权利扩展，而是需要同时进行加税和扩张权利两种历程。民间是否能接受新的权税交易，本身并不可知，在此过程中加税往往先行一步，拟议中的权利尚未实现，新的义务已开始加诸民间。

　　张一麐注意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号称立宪，但税赋要比被视为专制的中国高得多，“日本全国仅抵我四川一省之大，岁入乃有二亿八千七百余万元之多，闻变法之初，议加租税，民亦哗然，惩创数人旋亦安靖”。张一麐对政府惩办民间抗税的行为颇有疑虑，故主张尽快予民代议之权，“西人恒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欲取民而不与民以代议之权，无以撤官民隔阂之病根，而杜悠悠之口”。他的思路正体现出士人在晚清预备立宪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读书人认识到在竞争剧烈的新世界中，征兵增税已不可避免，他们再难以用儒生的话语代民立言，但又不愿完全站在政府一边强迫民众服从，故只能在西式的宪政框架内推动代议制尽快实施，尽快落实民权以补偿新增赋税。晚清预备立宪的进程愈行愈急，部分即因此而来。

　　严复晚清时比较中西政制时曾说：“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这是一种典型的民主构想，即以民为主，而以政府为仆。将此作为逻辑起点，则以选举、代议为表征的民主化进程即可被视为一个民众开始参与政府决策，个人权利逐渐扩展的过程。但是，建立民主政府是否就意味着民权的实现，实值得商榷。如参照克拉克和马克·高迪对英国宪政转型的考察，可知民主化进程不只是政治权力从施治者拓展至大众，还存在另一个相反的趋向，即公共权力从民间组织转移到政府机构。换言之，政治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是对民间公共决策权力的反向剥夺。由此反观，可以看到中国式民主化的双重困境，即民众被加税的同时，天下场域内固有的民权也被削弱。

　　公共权力从民间向政府的转移以朝廷天下结构的边缘化为起点。在意识形态层面，朝廷和天下原本有清晰的分野，但政府与国家的界线则渐趋模糊。晚清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言：“各省出洋游学诸生，费国家之巨款，赖国家之翼护，资之出洋，俾其就傅”，但留学生们“不思朝廷之恩，不念官师之教，乃歆羡逆党，以为志士才人之所为，稍有一艺片长，转作反噬倒戈之用，谋以自覆其宗国，古今有如此之悖且忍者乎？”对此湖北派遣的留学生沈翔云反驳称，张之洞此说“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朝廷之区别”，“以国家拱而奉之于朝廷，久而遂视国家为朝廷之物矣”。在沈翔云论述中，“国家”的概念从施治者转为共同体，“国家云者，即人民集合之区域，以达共同之志愿，居一定之疆土，组织一定之政治，而有独立无限之主权者也”。而“朝廷云者，指君主于国家中所占之地位而言，属于一姓者也。”

　　张之洞的想法或不像沈翔云所描述的那么浅薄，张心目中的“宗国”并不专指政府，也包括依道而存的民间，其思虑也不尽在朝廷兴亡，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中华”的存续。但是沈翔云的国家观念逐渐为新学生接受，成为后来通行的言说。在新的话语体系中，国家被看作民众的集合，政府则脱去在民间之外维护天下的角色，变成人民的“所有物”。“主权”和“民权”一体两面，导向两种大相径庭的后果。一方面，国家（政府）与朝廷从同构转为异构，朝廷走向无用。另一方面，国家（民众共同体）与政府从异构转为同构，政府与民间的区隔大大减弱，在此结构内鼓吹民权，反倒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扩张。

　　可以比照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来理解这种变化。在中国传统政治架构内，因为立法依据朝廷之上的经典，故政府权力多半局限在司法领域，西式标准下的行政权也相对较弱。而晚清新政以后，政府在立法层面借助民主话语在“道”之外大量立法。这一进程曾被赞为从单一行政权到三权分立的转型，但事实上则是在司法权之外扩充立法权和行政权。在此进程中，新建的学部、警部、农工商部等西式行政机构在理论上是行政分支，但它们甫一建立，立即开始面向国民制定、施行各类法规并加以裁断，事实上走向三权合一。

　　各部三权合一的结果，是“国家”与“国民”的主客异位。沈松侨注意到，晚清思想界“在表面上洋溢着一片对‘国民’的歌颂声中，斯时中国知识分子所真正唱出的，却是将‘国家’加以神化、圣化、物化的魔咒”，“作为抽象整体的‘国民’乃是掌握统治权威的‘主体’（subject），个别具体的‘国民’却只能是被支配、被宰制的客体（the subjected）”。“客体”即意味着民间自足性大大降低，逐渐沦为政府管制的场域。随着抽象的“国家意志”具体落实在官僚尤其是以警察为代表的新官僚身上，国民一体的论述逐渐演成国重于民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