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廷天下到国家社会——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转折(3)

　　民主话语让政府能够更容易地借助国家名义管制共同体内的个人，这并不是读书人对民主的理解有误，而是一种中欧皆然的常态。梁启超曾使用孟子的语言描述近世政治思想的变迁，他认为十八世纪以前乃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则转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又变为“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换言之，在君主渐轻的同时，是社稷变得越来越重。或可以说，近代中欧政治思想的一个共同面相即在于君位的重要性下降而政府地位上升。

　　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实际是一个新政府与旧朝廷并存的聚合体。其中，新的政治机构可以借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话语征税，故就理论上而言，重税与这些“国家机关”并不矛盾。但是，高额税收对本土朝廷的正当性却有相当大的损害。革命党人章太炎承认，清朝廷对民间的索取原本并不算多，因为“彼虏者，亦自知食毛践土，不容贪求无艺也，故纳税亦非人人尽有。而版籍不明，编审无效，民或改籍他国，而虏政府若弗闻知”。但是，如用本土标准衡量留学生们的宪政构想，则其强制性的一面颇为明显，这些留学生“令人人皆纳税当兵，是欲复一条鞭为租庸调，返招募为府兵也。唐氏功德在民，此制犹不可继，况蠢尔鱼皮虏，为我枕块之雠，而以是遒迫吾民，夫何敢？”章太炎关于中西两种体制的对比非常深入，尤其注意到清朝廷税法简易，户籍松散，而新的宪政反倒迫民更甚。依中国本土的标准，朝廷本来就难以承受重税，清廷尤其倚重“永不加赋”的祖宗家法来维系民间的消极认同。如果推行令人人纳税征兵的西式宪政，满人身上“虏”的面相随时可能被唤醒。

　　这是一个略显吊诡的多重错位。一方面，重税和管制主要是由新机构、新人物在民主话语正名下所推行的，却给政府内部原属朝廷的部分带来根本性的损伤。另一方面，号称代表民意却未必更得民心的新机构在权责两方面都逐渐从政府内部替代朝廷，事实上可以成为未来“共和国”的载体。这一错位促成了辛亥鼎革的两个出人意料的特点，即革命在革命派事业低潮时突然展开，又在革命高潮中迅速收场。

　　三、无用的朝廷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尚未完全成功时，已有人注意到这场革命的进度之快实出人意料。《申报》在1911年底撰文称：“数千年相传之专制国，一旦水逝云卷而去，数千年未有之共和国，一旦风驰电掣而成，诚列强所不信，抑亦吾同胞梦计所不及。”从“水逝云卷”到“风驰电掣”，正体现出革命爆发和收尾都极为迅速。

　　章太炎曾纵向比较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他设问：“事孰有大于革命改制？前世之创业者，或连兵一纪，死人多于枲蕉，直其罢极而后收之”，而辛亥革命“倡义不过四月，天步遂夷”。李大钊则横向比较中外革命，进一步注意到革命之速在世界范围内也很罕见，他说：“民国之兴，基于大义，用兵不过三阅月，成功之速，为东西历史所未有，吾华之幸，抑亦吾民之幸也。”两人都是名副其实的新人物，他们的观察正显示出从帝制到共和的转折远不如想象中困难。

　　考虑到革命爆发前朝野各方的内部情形，这一现象显得颇为奇特。就革命党人而言，在广州黄花岗暴动之后，同盟会处于组织分裂状态，武昌起义恰在革命低潮时期爆发且席卷全国。对清政府来说，此时朝廷的领导集团确不够有力。如恽毓鼎曾言，宣统继位后“父监子国，而君为虚位。名之不正，莫过于斯。醇王承述父志，排斥汉人。劻耄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騃喜事，伦、朗庸鄙无能”，以致社稷“二百余年培之而不足，三年余覆之而有余”。但是，人事庸暗可以说是王朝末年的共相，很难解释为何“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国建立后，清皇室的形象并不太负面，也较少为民间所忌恨。梁启超说：“有史以来帝天下者凡几姓矣，岂尝见有不覆亡之皇统？辛亥之役，前清得此下场，亦可谓自古帝王家未有之奇福。”身为民意代表的众议员王谢家于1916年提议，皇室优待条件应定入宪法，他在修正案中称：“清德宗景皇帝既为民权导源，孝定景皇后又为共和开始，以功德论以施报论，其嗣君皆宜有受优待之权利，此质诸天下四万万人之心理，无有不以为然者也。”当然民众心理未必如王谢家所言那么绝对，但前清皇室在民国并未招致多少民怨，实不可忽略。由此反观，朝廷“压迫”在政府更迭的原因中占多少比重，也需要考量。

　　在辛亥革命的既存研究中，革命抑或改良曾是争论较多的议题，但两者在鼎革过程中实并行不悖。有些地区的政权过渡是由武力先导的，在某些地区则基本和平进行，不论手段如何，进程大多比较平顺。这一不同寻常之处至今似未得到充分解释。有不少学者认为清朝被取代乃是军事力量的衰弱所致，牟复礼即称：“清朝开国时期的军事行动阶段已是遥远的历史，从那时以来，老早就失去了军事能力。当最后时限到来时，它轻而易举地就崩溃了，比起法兰西王朝和帝俄王朝的崩溃时期，或是英国或是日本王朝向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所引起的扭曲小得多。”如果牟复礼的对比大体不错，则此问题可以反过来看，即为何一个老早就失去了军事能力的王朝却能长期维持统治，而又在此时迅速完结？以今日后见之明来看，晚清最后几年，读书人的思想模式和朝廷的制度建置都发生了根本转折，但人事变局则相对平缓。将上述几个层面结合起来，或能进一步解释从帝制到共和进程中的种种不合情理之处。

　　首先，清朝得以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倚靠武装力量，而是依赖政教相联的意识形态架构。张之洞曾言：“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他强调“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正体现了清廷虽有夷狄的面相，但可以借助既有的政教体系正当化。反过来看，也可以说“朝廷在满”的合理性只有置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中才能成立。即由于朝廷天下的结构中存在广泛的民间自治，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消极民主，故可以被动忍受由“异族”控制的朝廷。

　　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清朝的正当性开始面临两个方向的根本质疑。在本土“有教无类”的论述中，朝廷的正当性系于尊道守礼，维系天下。因大举推行西政，预备立宪后的清政府在传统读书人心目中变成了偏向外人的“他者”。即当“常经通义”降格为某种民族文化之后，满人君主在理论上难以依据“圣教”居于“客帝”的地位。与此同时，趋新的读书人接受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学理，按照其中“人我之别”的标准，满洲朝廷同样变成了“异族”。即在国家社会的架构中，政府是主权的象征，“主权在满”在理论上变成无法解决的问题。朝廷在中西两种话语中都成了“非我族类”，面临内外为难的多重困境。

　　在李大钊看来，辛亥革命“成功之速，世所罕觏”，且“平心论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民军不过一旅之众。而黄鹤楼头，一呼百应”。他认为，这种难以索解的局面乃是“国民思想之变化”所致，由于“前代思想，半遭破坏。王气则与秦宫汉院，俱见荒凉，宗教则与祠宇丘陵，同归残阙。凄凉断碣，零落废墟，多少旧势力之基址，徒供新势力之凭藉。”李大钊的观察和解读都相当深入，尤其他意识到这场革命不是单纯的反抗凶暴，而是以“国民”的思想变化和“前代思想破坏”为先导，当“国民”普遍接受西式的民族和民主话语时，清室“王气”的零落已难以避免。这一解读不仅显示了思想框架的转型对辛亥鼎革的重要性，而且也提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个特点，即“新势力”之所以能成功，“凭藉”的恰是“旧势力”的“基址”。

　　在不少当事人眼中，皇族内阁的组建是晚清政局的转折点。由于新的国家和民主话语难以承受由少数族群控制政府，故此内阁甫一出现，立刻成为众矢之的。蔡锷1911年初宣言，清廷“妄欲假立宪之名，以行其专制之实。皇族内阁，中央集权，尽收天下之柄入满人之手”。张謇1911年10月代孙宝琦等人草拟奏折称，“筹备宪政以来，立法施令，名实既不尽符；而内阁成立以后，行政用人，举措尤多失当。在当事或亦有操纵为国之思，在人民但见有权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邻从而煽动；于是政治革命之说，一变而为种族革命之狂。”张謇出语相对平和，但也认为内阁用人失当是导致种族革命呼声大起的重要原因，与蔡锷的表述实相当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张謇提出的解决方案仍在朝廷天下的框架内。他认为“今舆论所集，如亲贵不宜组织内阁，如阁臣应负完全责任，既已万口一声；即此次酿乱之人，亦为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故请求明降谕旨，对酿乱首祸之人“予以处分，以谢天下”，并应“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督抚对此电的回应不多，其中热河都统满人溥颋表示赞成，体现了满人同样可以站在天下立场上规劝朝廷。这显示清廷面临的压力虽然是多元且多重的，但很大程度上来自本土的思想体系，王室最终的卸责与负责或都需要在此结构中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