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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日关系

　　1. 1871年中日条约

　　1871年日本派使来中国谈判签约。日方要求采纳中国同西方签订的条约的内容，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9月，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内容类似其他中外条约，但有关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规定都是相互的，而且没有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因而这个条约平等的。

　　2. 琉球问题

　　琉球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但也是中国的藩属，定期向中国政府纳贡。1606年，日本藩候萨摩曾用武力征服了琉球，它也被迫向日本进贡，成为该藩候的属国。考虑到琉球群岛具有的军事意义，日本从70年代开始就打算吞并它。1872年，日本封琉球国王为藩主。1875年日本政府禁止它向清朝进贡。1876年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1879年最终把琉球群岛改为冲绳县，并命令琉球的藩主移到东京居住，从而把琉球置于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日本吞并琉球的作法遭到许多琉球官员的反对，他们派人到中国求援。根据琉球的要求，清政府多次同日本交涉，要求保持琉球的独立。为此，清政府还曾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进行调解。但是谈判都毫无结果。在谈判中，日本方面利用了1871年发生的琉球船民事件。那年一批琉球船民因遇暴风漂泊到台湾，被当地高山族人杀死多人。1873年，日本派使节到中国来，就此事向清政府提出质问。总理衙门官员明确指出：琉球和台湾都是中国的属地，属地之人相杀，应由清政府来审理，与日本无关。但同时，他们又说：杀人者都是野人，是“化外之民”。日本方面抓住这样一些只言片语，否认台湾东部为中国领土，借口对台湾发动侵略。1874年5月，日本出兵占领台湾部分地区。后来由于中国军民的抵抗和其他因素，日本同意从台湾撤兵，谈判解决台湾问题。10月，中日达成《北京专条》，规定日本撤军和中国给予日本赔偿。对中国不利的问题是协议中提到：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把日本出兵说成是“原为保民义举”。这种词句就是肯定了琉球居民是日本人。这份协议后来成了日本占有琉球的根据和借口。

　　3. 马关条约

　　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两国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确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

　　4. 民四条约

　　1915年1月，日本提出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牒，于5月签订了两个条约并附有13件换文。它们统称为“民四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承认日后日本同德国协议转让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承认日本在南滿洲和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等。

　　5. 皇姑屯事件

　　1928年，日本为实施“满蒙分离计划”，主张张作霖从关内退兵到东北。这个提议遭到张作霖的强烈反对。于是，为了在东北制造混乱以便日本军事控制东北，6月4日日本方面制造了皇姑屯炸车事件，致使张重伤而亡。然而，由于张学良迅速返回东北，稳定了局势，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6. 国联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 又称李顿调查团。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南京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寄望于国联的干预。应中国驻国联代表的多次要求，1931年12月10日，国联通过了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进行调查的决议。调查团由英、法、美、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调查团于1932年3月14日到达中国，4月20日才进入东北。日方对调查团严密封锁消息，禁止外人与之接触。调查团同日本占领当局和伪满政权进行了会谈，并与中日两国政府商量。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于国联所在地日内瓦、南京和东京同时公布。报告分为10章，一方面承认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指出日本侵占东北是非法的，伪满洲国是日本制造的傀儡政权。另一方面，它又为日本侵略辩护，认为中国抵制日货是造成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主张对东北实行国际共管。中国舆论强烈谴责这份报告书，但南京政府认为在作必要的修正后可以接受报告书。日本拒绝报告书，且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7. 不抵抗政策

　　由于南京政府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挑衅，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的电报说：“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因此，张学良随后命令下属“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行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争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的中国军队放弃抵抗，致使几天之内日军就控制了辽宁和吉林的大部分地区。事变之后，南京政府依然坚持这一卖国政策。

　　8. 三十年代中期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

　　1933年初，日本侵入华北后，南京政府改变了九?一八事变后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推行对日妥协退让为主，抵制对抗为辅的政策，先后同日本达成“塘沽协定”与北平善后协定，前者允许日本军队合法地驻扎在华北地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南京政府千方百计同日本改善关系。1935年5月，中日双方宣布外交关系上升为大使级。但在6月9日，日方就向中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1，取消国民党在河北省内的一切党部2，中国军队撤出河北；3，禁止全国抗日活动。7月9日，由负责华北事务的何应钦致函日军司令梅津，表示接受日方全部要求。这就是习惯上所称的“何梅协定”。9月蒋介石为了促进中日友好关系，提出了中日友好的三原则，即互相尊重独立放弃非友谊行为；双方一切交涉由外交部门负责。日本方面根本不接受，日本外相广田于10月7日提出了他的三原则：①中国放弃投靠英美，制约日本的外交政策，实行对日亲善，取缔一切抗日活动；②中国必须承认满洲国；③中日必须实行共同防共。由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行为超出了南京政府日政策的底线，迫使它的对日政策开始变化，其政策逐渐转变为抵制对抗为主，妥协退让为辅。南京政府抵制日本发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否认日本策动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1936年9月开始的中国外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会谈中，中方完全拒绝日本的外交讹诈。至此，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已无法在外交上进行交涉。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协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南京政府逐步明确了抵制日本侵略的政策。

　　9. 以德抱怨政策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就日本投降一事发表的广播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指出：中国在八年抗战过程中历经痛苦与牺牲，终于取得完全的解放。“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以德报怨，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尊的德性。……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特别注意的。”根据蒋介石的这一讲话，南京政府制定了对日本战犯“以德报怨”的政策。国民党政府放纵和袒护日本战争罪犯，争取日军的合作，使国民党军队能够尽快地抢占原来的沦陷区，试图排除中国共产党参预受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