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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脱离中国的问题,中外史家论述者甚多｡这些著作大都认为,1911年外蒙古脱离中国是沙皇俄国长期活动的结果,是俄国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的有利时机,煽动和勾结外蒙古封建王公作出的分裂中国的行动,是俄国独家导演的一幕历史傀儡戏｡这个认识应该说是合乎事实的｡然而人们不会不注意到,外蒙古封建王公既已于1911年宣布外蒙古“独立”并成立“大蒙古国”,何以其后几年的《俄蒙协约》､《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蒙协约》仅确认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并“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和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注:参见《国际条约大全》第3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21-22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59年)第947-949､1116-1120页｡)关于这个问题,一些著作虽有所涉及,(注: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国简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38-39页;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7),1995年,第30､37､38､85-93页｡)但迄今尚无系统､详尽的论述｡以往的许多著作着重论述了沙俄与外蒙古王公在外蒙古脱离中国问题上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及其合而谋我,对于二者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则缺乏研究｡这就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俄蒙在外蒙古脱离中国问题上的利益和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俄国完全支持外蒙古王公脱离中国的一切要求;外蒙古王公则对沙俄的外蒙古政策百依百顺,亦步亦趋｡果真如此的话,就不能解释,何以在外蒙古宣布“独立”并成立“大蒙古国”以后,其法定的条约地位反而变成了“自治”而不是“独立”｡实际上,辛亥革命时俄蒙勾结肢解中国固然是事实,但俄蒙双方在此问题上亦是各有企图,各存野心,并不完全一致｡在当时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沙皇政府认为,只有外蒙古的“自治”,而非独立,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俄国的侵略利益,于是凭借强权,施展诡计,迫使中国当局和外蒙古王公就范｡结果是,外蒙古的脱离中国使中国和外蒙古人民深受其害,使俄国获得重大的侵略利益｡外蒙古的实际地位和处境变成了既非“独立”,亦非“自治”,实际上是俄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  

一､外蒙古“自治”的经过  

　　制造外蒙古从中国的分离,是沙皇俄国和外蒙古封建上层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意｡然而外蒙古如何从中国分离?采取何种方式?是“独立”还是“自治”?双方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外蒙古僧俗封建主们从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千方百计要从中国独立出去,建立一个包括内蒙古等地在内的“大蒙古国”;沙俄虽然极力煽动和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但它的这一支持,丝毫不是为了外蒙古及其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沙俄本身最大限度的侵略利益｡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具体条件下,指导沙俄对蒙政策的方针是如何能更有效地控制和掠夺外蒙古,如何能使外蒙古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保护国和俄国与中､日之间的缓冲国,不让他国染指｡它认为,达到此目的的最佳选择不是外蒙古的“独立”而是“自治”,即使是名义上的“自治”｡俄蒙间这一“独立”与“自治”的分歧曾经长期存在,只是由于俄国坚持其“自治”主张,外蒙古王公才勉强放弃了“独立”的要求｡ 

　　1911年7月,以库伦活佛为首的外蒙古僧俗封建主在俄国长期煽动和支持下,以会盟为名,在库伦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分裂祖国,实行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密往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接纳喀尔喀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对于该代表团此行,俄方先是进行劝阻,但未成｡代表团出发后,俄方又劝其“暂且不必来圣彼得堡”｡(注:《代表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夫采夫函》,1911年7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8月),陈春华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页｡)8月15日,代表团不顾俄方阻拦,抵达圣彼得堡｡为了确定对代表团的方针,沙皇政府于8月17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决定向外蒙古代表团说明,“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不能实现”,但俄国允诺“将支持他们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注:《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第5-6页｡) 

　　1911年10月,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这给沙俄和外蒙古封建王公的图谋提供了绝好的时机｡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不无兴奋地说,在外蒙古问题上,俄国可以“利用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之困难”｡(注:《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电》,1911年10月13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第13页｡)同年12月1日,外蒙古王公调集各旗蒙兵集合库伦,正式通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喀尔喀已“将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皇帝”,并令三多所属文武官员及兵役三日内撤离蒙境,“如敢故违,即以兵力押解回籍”｡(注: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载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三多势单力孤,走投无路,于次日避入俄国驻库伦使署请求保护,12月4日,在俄国哥萨克兵的护送下离开库伦,然后经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回国｡(注:《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第16-18页｡并参看《前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谈话纪要》,1912年1月18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邹念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36-139页;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年,第421页;栾景河编译《俄罗斯有关外蒙古独立问题未刊档案选译》,《近代史资料》总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1-54页｡)同月28日,哲布尊丹巴登基为帝,号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以曾赴俄乞援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政务｡内阁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并收揽内蒙古失意王公及亲俄分子乌泰､海山､陶克陶胡等在库伦担当要职｡至此,外蒙古“独立”,“大蒙古国”算是粉墨登场｡ 

　　外蒙古“独立”是沙俄扩张政策的产物｡在外蒙古宣布独立前后,俄国曾给外蒙古王公以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其中包括逼迫清政府取消在外蒙古推行的“新政”,承诺不在蒙古驻扎中国军队,不向蒙地移民和设置中国行政机构,保证外蒙古自治｡(注:《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第20页;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第7页｡)俄国还于1911年8月底由恰克图派步骑兵800余人前往库伦,支持外蒙古王公的分裂行动｡(注: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1),正中书局,1945年,第78页｡)此外又给以200万卢布的巨额贷款,支援他们大量枪械弹药,帮助训练蒙兵｡(注: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第26-27页｡)俄国还大力支持库伦当局占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并策划成立“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支持哲里木盟科右前旗王公乌泰发动叛乱｡(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206-207页｡)如此等等｡然而,沙皇政府虽全力支持外蒙古实际上脱离中国,但对其在名义上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和成立“大蒙古国”之举,并不赞成与支持｡有下列事实为证｡ 

　　外蒙古宣布“独立”前,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于1911年12月23日指示俄国驻北京代办世清,主张由俄国出面在中蒙之间进行“调停”(实即控制操纵),“此种调停之目的在于缔结一项中蒙条约,以保障蒙古自治,我们认为,该条约应包括中国方面承担义务,不在蒙古驻扎中国军队,不向蒙地移植中国人,不在蒙地设置中国机构｡在此种情况下,根据本条约蒙人应承认中国宗主权,并允许中国驻扎官进入蒙古”｡(注:《外交大臣致驻北京代办世清电》,《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第20页｡)可见,俄国追求的是其卵翼下的外蒙古“自治”,而非“独立”｡这和外蒙古王公完全脱离中国的主张和行动有所不同｡在随后几年中,俄国一直保持着这一方针｡ 

　　在外蒙古王公不顾俄国主张,径自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后,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成了外蒙古的太上皇｡这位领事一刻也未忘记提醒库伦活佛等人:“俄国帮助喀尔喀,是以接受我们忠告友好地对待我国贸易利益及其他利益为条件的”,并对他们一系列违背俄国“忠告”的行为表示不满｡(注:《驻库伦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6月7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第33页｡)在这些“忠告”中,占首要地位的自然是“确认喀尔喀自治,并将喀尔喀置于我国(俄国)保护之下”｡(注:《内阁会议记录》,1912年8月15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