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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各司主要可以分为两大块：地区司和业务司；地区司是将世界分成几个大洲，如亚洲司、欧洲司、北美大洋洲司等；业务司包括国际经济司、新闻司、礼宾司、领事司等。

　　打开电视，在《新闻联播》中看国家领导人出访和外国领导人来访的画面：握手，欢迎仪式，会谈……除了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交流，短短几个镜头背后，还要牵涉到大量的礼宾工作：日程安排、宴会、专机、安保……

　　外交部礼宾司就是协调这些工作的重要部门之一。

　　曾被克格勃盯上的外交人员

　　1955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成立了外交部直属唯一培养外交外事人才的高等院校——外交学院。

　　我是外交学院本科的第一批学生，学的是俄语，1955年入学，1960年毕业，分配到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紧张起来。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6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中共中央6月14日对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下称“25条”），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作为对中苏两党会谈内容的建议，总计25条。这25条建议，苏联官方已经收到，但苏联普通民众更关心，很多人想要看到文字材料。

　　俄译文的“25条”在国内用蜡纸打好后，由专门信使送到我驻苏联大使馆，连夜印刷了几百份，每一份像杂志一样装订后卷起来，外面包上一张纸，写上收件人姓名、地址，然后我和其他4名同志被委派到自己熟悉的场所去发放。我自己开的车里装了二三百份“25条”的刻印本，连续发放了一个星期。

　　散发材料的过程中，我们被克格勃盯上了。随后，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使馆，称我们几个人干了“与身份不符合的事，继续留在苏联是不适宜的”，是“不受欢迎的人”，要将我们驱逐出境。

　　在外交上，“不受欢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词汇，但是在国内看来，我和同伴是完成了光荣的使命。经外交部向党中央报告并获同意后，我们在1963年6月底回国。

　　回来可“受欢迎”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会，《人民日报》用通栏大标题报道欢迎会的消息，非常荣幸，周恩来总理还接见了我们，那会儿我刚26岁，真是到了人生的一个高潮。周总理表扬我们工作出色，任务完成得好。

　　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几个人的工作去向，我们说服从组织分配。陪同周总理接见我们的是当时负责苏联东欧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周总理说，你不是在驻苏联使馆做迎送工作嘛，就到礼宾司吧，对口。这样，我就到了外交部礼宾司。有人开玩笑说，我这工作是“最高分配”。

　　只服务两位国家领导人和驻华使馆

　　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其中20多年是在礼宾司。礼宾司是外交部重要的业务部门，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为中央领导人的外交礼宾活动服务，二是管理外国驻华使馆的礼宾工作。

　　第一部分职能，准确地说，只为两位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外交礼仪服务，如他们出访时的总日程、访问名单、欢迎仪式、宴会、会谈等；也负责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时的相应礼宾工作。

　　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的涉外活动则分别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外事局负责，不属礼宾司职责范围。各部委级领导中，只有外交部长的涉外礼仪由礼宾司负责，其他也都由各自的外事局、外事办等负责。

　　以两位国家领导人出访为例，要涉及大量的组织工作，礼宾司要汇总所有陪同及随行人员名单，与民航方面确认专机任务，与公安部门确定安保工作，详细写出整个出访的日程，包括每个人的出发时间，乘车时排队的车号，到目的地后住处的房间号……原来每次出访前都有个万能字典样的小册子，代表团人手一册，整个行程中需要不时拿出来看看。当所有日程安排好时，礼宾司司长（有时是副司长）还要带一两个人先去出访国打前站，将访问日常的大概情况发回，电报要抄送中央领导人，再将反馈意见集中，在正式出发前发给我驻访问国使馆。这样一来，礼宾司长、副司长就非常忙碌，一年到头要不停地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