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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独立前后(4)

  散会后,师范学堂学生整队游行,以山东独立大旗为前导。队伍行进到商埠公园(今中山公园)时,举行了群众集会,向居民群众演说了独立的意义。会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当夜,各校学生大半剪去辫发。

  当日,同盟会中坚分子集中到夏溥斋寓所开会,策划第二天的行动,并决定连夜发行联合会机关报《齐鲁公报》。《公报》以原办《白话报》的王讷为经理,赵正印(心如)为总编辑,在第二天宣布独立时发行创刊号。

  此时孙宝琦已经感到山东独立迫在眉睫,急电袁世凯:“此间军界、学界箭在弦上,力为维持,恐难遏抑”。1911年11月13日这天,各界按计划在联会会场召开大会,孙宝琦应邀到会。大会从早8点开始,同盟会、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要求立即宣布山东独立,与南方独立各省建立联系,彻底脱离清政府。孙宝琦仍顽固不化,声称:“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政府一日不倒,则山东一日不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他恫吓并威胁群众,还妄想借在胶州湾德国军事力量来阻挠独立。这种态度与革命派形成水火,僵持很久。这时,同盟会方面派人将会场各门守住,禁止出入。五镇参谋黄治坤对夏溥斋说:“今天如果孙巡抚不答应山东独立的话,恐怕这会就要继续开下去。我告诉你,我们在会场里有二百支手枪,他要坚持不答应的话,说不定就会闹出什么事来,也许立即出人命。”这时,夏溥斋忙于台上台下斡旋,一面劝说革命派要让步,一方面劝告孙宝琦认清大势。正在孙宝琦惶惶然时,夏溥斋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随后,宣读并张贴《山东独立宣言》:

  第一条,自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卄三日(1911年11月13日)山东全省人民与清政府实行断绝关系。

  第二条,自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卄三日,山东全省人民加入中华民国军政府。

  第三条,关于本省内部组织,分为议决、军事、行政三部,各部和衷共济,俟北京底定、共和政体成立,实行变更。

  这时全场高呼:“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会议进入最重要的一项,选举山东都督。与会代表提出:“我山东军学绅商各界均已决计独立,大帅(指孙宝琦)如赞成,即推大帅为都督,否则我东民即另举都督。”但这时孙宝琦却一反常态,不再推托,答应接受都督一职,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所有政权、军权、财权均由我一人主持,他人不得过问。二、改换旧官吏,改用得力之人,大家不得掣肘。三、财政需款须到会诸君筹集。并声言这三条必大家认可,兄弟孙宝琦自称,方可任都督之职。实际上这是孙控制权力,等待时局改变则取消独立的阴谋。

  同时,烟台也宣布独立。山东独立之举,引起了山东各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的极大反响。人民群众对山东独立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

  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旧势力的极度恐慌。首先旧官僚及旧机构中的吏员士兵都纷纷逃亡,抢掠事件不断发生,社会秩序混乱。地方土豪劣绅反对独立,旅京山东籍旧官僚纷纷电函诘责山东独立,请求清廷“乱”。

  立宪派为此通过候延爽作疏通,立宪派为此帮了旧势力的大忙。

  帝国主义列强对山东独立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干涉。德国派军舰增兵青岛,并扶持张勋复辟势力利用津浦路南段铁路,立即直接出兵即墨,查封青岛震旦公学,查缉革命党人,严禁运输武器弹药,一次拘捕77名革命派人士,并和孙宝琦勾结,镇压革命。

  11月15日,山东临时政府照会各国领事,安抚驻防旧部。

  11月16日,联合会改为正式议会,改选副议长,由范之杰、彭占元担任,派代表赴烟台。

  此后,山东临时政府还有以下主要措施:与独立各省联络,参加筹组南方临时政府,通电各地维持秩序,通电各府钱粮饷项及各项公款不得随意动用,布告防止谣言,安抚驻防旗兵,通电德州机器局慎重保管,堵截张勋溃兵等。

  11月16日,袁世凯组织内阁,先抓军队。当贾宾卿辞去五镇统制时,改由吴鼎元代理统制,张树元补协统,凡亲袁者皆超升;相反,则借故调出。并暗中运军火,布置兵力,准备随机应变。

  袁派出的亲信张广建、吴炳湘来到山东控制了大权,通过聂宪藩又控制了中路巡防营。

  孙宝琦伺机破坏独立。联合会也不团结,丁世峄与原谘议局秘书长张汉章一贯不合,因而削弱了团结的基础。

  11月23日,以吴鼎元为首的五镇上层军官已要求取消独立。11月24日,由顽固派军官一手策划导演的“山东全体维持会”在山西会馆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孙宝琦,原谘议局一批政客,济南商会会长汪懋懋琨,以及谭奎翰、石丕绪、孟洛川等人。这些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和上层绅士。原陆军五镇官兵在会场上架起大炮示威,两门炮对准巡抚衙门(临时政府所在地),两门炮对准谘议局(联合会所在地)。会议完全由五镇军官操纵,当场议决“取消独立名号”、“取消独立的临时政府”、“取消联合会”等。孙宝琦当场同意取消独立。

  形势危急,联合会和革命派领导人连夜召开秘密会议。革命派主张南下参加南方民国军政府,主张组织革命武装暴动。立宪派则主张北上晋见袁世凯。意见分歧很大,因而联合会解体。夏溥斋则去北京,革命派或则南下,或则奔走于山东各地。

  取消独立之后,孙已成为赘瘤。在袁世凯一手操纵下,张广建以州同知擢州布政使,吴炳湘以候补杲丞擢升巡警道。两个刽子手乃大肆制造血案,屠杀革命人民。孙宝琦一面电告清廷,一面撰写“孙宝琦罪言”的忏悔录,并举荐胡建枢代理山东巡抚。孙胡二人采取了各种维护专制统治的措施:一、示喻小民各守秩序,军士各守纪律。二、筹措款项举办团练。三、铸造银元,以救钱荒。四、裁撤各级审判厅。五、巡警教练生改充警卫队。六、免究倡议独立人员。七、剪辫任人自由。八、宣布山东为戒严省份。

  这些办法并没有瓦解革命派的斗志。同盟会转入地下,积极准备武装斗争。12月8日,革命派制造炸弹炸毁铁路,计划切断省城供给线,与胶、莱、烟的革命斗争相呼应。

  山东独立是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的影响下,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同盟会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和新军大力支持的结果,是革命派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同盟会在山东的主要领导人徐镜心、丁惟汾、蒋洗凡、谢鸿焘、王讷等人功不可没;刘冠三、陈干等人也为独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另外,丁世峄、夏溥斋、侯延爽、曲卓新等人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在独立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宜春轩案被捕的刘溥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也极大地激励着人们的斗志。山东独立虽然最后被取消了,但是却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鼓舞了向往民主共和的人民,标志着山东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作者张健之,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史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民盟盟员,本文由济南市政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