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华天下|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113周年,辛亥网移动版

　　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抱着一定的目标，以火热的感情，不畏艰险，进行着创造历史的活动。可是，行动的结果，却常常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有时起初仿佛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最后仍然不是所期待的东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

　　孙中山在他革命活动一开始，就深信一旦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那个障碍中国进步的腐败、卖国、拒绝一切改革的清朝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经过实行民主政治，发展实业和交通，就能够使自己的祖国臻于富强的境地。不仅孙中山这样想，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其他许多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莫不怀着同样的信念。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这是在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它所能取得的胜利的顶点。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取了。在一片欢呼声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付空招牌，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的历程，在不少论著中已有所论述。本文拟着重探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是受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上的限制，决定了他经过一番反复后、最终仍走上与袁世凯妥协的道路；刻画他在这段时间思想演变（特别是他在是否同袁世凯妥协这个问题上前后思想演变）的轨迹。从而说明，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每前进一步（那怕是小小的一步），都是经历了迂回、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孙中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正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艰难、曲折历程的反映。

　　一

　　对帝国主义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害怕中国的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这一点，孙中山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认为对英国外交的成败，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存亡。在他看来，当时“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孙中山选集》上卷，八四页）因此，当他在美国的报纸上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后，并不是迅速返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平生”，而是“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同上）十月下旬，孙中山与同盟会会员朱卓文（孙中山的表弟，原侨居美国芝加哥），前往英国。抵伦敦后，初访吴敬恒未遇，留条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凡吾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总理全书》《函札》上册，二八七页）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对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说明他对即将到来的严重斗争毫无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