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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

 

  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抱着一定的目标,以火热的感情,不畏艰险,进行着创造历史的活动。可是,行动的结果,却常常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有时起初仿佛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最后仍然不是所期待的东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

  孙中山在他革命活动一开始,就深信一旦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那个障碍中国进步的腐败、卖国、拒绝一切改革的清朝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经过实行民主政治,发展实业和交通,就能够使自己的祖国臻于富强的境地。不仅孙中山这样想,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其他许多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莫不怀着同样的信念。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这是在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它所能取得的胜利的顶点。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取了。在一片欢呼声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付空招牌,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的历程,在不少论著中已有所论述。本文拟着重探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是受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上的限制,决定了他经过一番反复后、最终仍走上与袁世凯妥协的道路;刻画他在这段时间思想演变(特别是他在是否同袁世凯妥协这个问题上前后思想演变)的轨迹。从而说明,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每前进一步(那怕是小小的一步),都是经历了迂回、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孙中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正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艰难、曲折历程的反映。

  一

  对帝国主义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害怕中国的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这一点,孙中山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认为对英国外交的成败,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存亡。在他看来,当时“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孙中山选集》上卷,八四页)因此,当他在美国的报纸上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后,并不是迅速返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平生”,而是“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同上)十月下旬,孙中山与同盟会会员朱卓文(孙中山的表弟,原侨居美国芝加哥),前往英国。抵伦敦后,初访吴敬恒未遇,留条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凡吾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总理全书》《函札》上册,二八七页)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对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说明他对即将到来的严重斗争毫无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