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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义地区的武昌，起义后不久，革命党内部文学社和共进会二大团体的矛盾日趋尖锐化，甚至互相仇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武、刘成禺等因未得到安排，忿而返鄂，大肆攻击孙、黄；刘成禺甚至在会议上公开辱骂孙中山为“海贼”。不久，孙武、刘成禺、张振武、时功玖等又纠合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组织“民社”，推黎元洪为首领，专门与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作对。“他们各有私图，而且高唱‘应建都武昌’，以排斥南京政府；高唱‘革命成功，革命党消’，以瓦解革命的向心力；高唱‘中国建设非袁莫属’，以无视孙、黄及同盟会核心人物。”（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五三期）

　　四

　　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并不是偶然的。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它的成员的社会成份虽然相当广泛，但其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他们主观认识上的限制，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种弱点早在同盟会成立时所拟订的《革命方略》中即已表现出来。如在《对外宣言》中，希望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来换取它们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权的承认。在《招降满洲将士书》中，完全赦免了汉族军阀、官僚长期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表示要一概“惟诚相与，亲为一体”，以争取他们“离仇仇之地位而复为兄弟”。甚至还规定起义后的秩序由地方士绅负责维持。这些都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内向封建官僚、军阀、士绅寻求“盟友”的妥协立场，使许多官僚、军阀和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能够很容易地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的拥护者，挤进革命的行列，从内部拉拢、分化革命党人，为其夺取革命的果实效劳。

　　当然，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之所以迅速解体，还是由同盟会这一组织本身的弱点所决定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东京虽然成立了同盟会总部，但它并没有对各地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认真的领导。实际的情况是：同盟会的首领孙中山和黄兴，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筹款和西南各省的武装起义上，放弃了对整个同盟会的领导责任。而参加同盟会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多出身于封建家庭，受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当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后，不少人又增加了一层浪漫色彩，“侈言平等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胡汉民自传》）所以，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出现了政见纷纭，争执不断的情况。武昌起义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膨胀，再加立宪派人的从中拉拢、怂恿，原有的封建地域观念、宗派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加速了革命派的解体。在临时政府所在地之争，黄兴、黎元洪关于大元帅之争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情况。这种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在不少同盟会的上层领导人中都严重地存在着。如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作为湖南代表的谭人凤竟向居正耳语说，“君为湖北代表，总统宜举黎元洪。”（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八七页）这次到会的共有十七省的代表，每一省代表无论若干人，当推一人投票。开票的结果，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这一票就是谭人凤投的。谭人凤的这种做法，正反映了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对革命党人的腐蚀作用。当时革命派内部矛盾与冲突给孙中山带来很大的苦恼。

　　与组织上的分崩离析相适应，革命派在思想上亦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上层的领导成员中的极大多数都希望通过和谈与袁世凯妥协，来结束这场革命。当时，“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大抵分为三派之说。其持中国固有之宗法伦理思想者，则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西欧无政府主义者，则曰：‘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当南北争持至烈时，李石曾以长电驳诘南京政府，一若祗须清帝退位，吾人即万事不宜深问者。）其仅识日本倒幕维新，而不免修正改良派社会主义之毒者，则曰：‘武装革命之时期已过，当注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轨。’余集诸人意见，以陈于先生，先生于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胡汉民自传》）事实上，当时妥协已成为一个潮流。“当时南京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派系到政界，差不多都是坐南向北，认为只有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政府于革命有利。”（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实录》）

　　五

　　在这股妥协的潮流中，对孙中山直接发生重要影响的要数黄兴、汪精卫和胡汉民。

　　同盟会是以孙、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孙中山与黄兴的结合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兴对孙中山很尊重。他积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次亲临前线，英勇战斗；他在关键时刻能挺身出来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和同盟会的团结，不愧为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对黄兴也极为尊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政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总理之名，实为各部首领。在临时政府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自武汉保卫战以来，在袁世凯的和议引诱和立宪派人的包围影响下，思想却日趋妥协。胡汉民评论黄兴当时的政治倾向时说：“克强以三月廿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名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汤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胡汉民自传》）

　　这里，胡汉民说黄兴“乏远大之识”等等，是否确如其言，是另一个问题，但说他受立宪党人的拉拢、影响，政见“日以右倾”，证诸其他材料，则基本属实。当上海光复后，当地的一批立宪党人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即推派庄蕴宽到武汉前线去见黄兴，拉黄兴到上海组织临时政府，力图通过黄兴，对革命加以控制。（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一八○页）与此同时，袁世凯亦派湖北人刘承恩到湖北见黎元洪与黄兴，表示愿意停战言和。还有记载说，袁世凯曾派“其长子袁克定到汉阳，与黄兴有所接洽。”（此据日人斋藤恒之记载）这时，实质上已为袁世凯收买的汪精卫，“亦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昌革命同志都赞成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黄兴并曾复函袁世凯，内云：“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而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这封信我们现在读起来自然觉得极为荒谬，但如果根据同盟会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的思想来看，黄兴向袁世凯发出这样的信，并不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