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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5)

  在首义地区的武昌,起义后不久,革命党内部文学社和共进会二大团体的矛盾日趋尖锐化,甚至互相仇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武、刘成禺等因未得到安排,忿而返鄂,大肆攻击孙、黄;刘成禺甚至在会议上公开辱骂孙中山为“海贼”。不久,孙武、刘成禺、张振武、时功玖等又纠合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组织“民社”,推黎元洪为首领,专门与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作对。“他们各有私图,而且高唱‘应建都武昌’,以排斥南京政府;高唱‘革命成功,革命党消’,以瓦解革命的向心力;高唱‘中国建设非袁莫属’,以无视孙、黄及同盟会核心人物。”(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五三期)

  四

  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并不是偶然的。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它的成员的社会成份虽然相当广泛,但其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他们主观认识上的限制,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种弱点早在同盟会成立时所拟订的《革命方略》中即已表现出来。如在《对外宣言》中,希望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来换取它们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权的承认。在《招降满洲将士书》中,完全赦免了汉族军阀、官僚长期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表示要一概“惟诚相与,亲为一体”,以争取他们“离仇仇之地位而复为兄弟”。甚至还规定起义后的秩序由地方士绅负责维持。这些都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内向封建官僚、军阀、士绅寻求“盟友”的妥协立场,使许多官僚、军阀和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能够很容易地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的拥护者,挤进革命的行列,从内部拉拢、分化革命党人,为其夺取革命的果实效劳。

  当然,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之所以迅速解体,还是由同盟会这一组织本身的弱点所决定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东京虽然成立了同盟会总部,但它并没有对各地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认真的领导。实际的情况是:同盟会的首领孙中山和黄兴,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筹款和西南各省的武装起义上,放弃了对整个同盟会的领导责任。而参加同盟会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多出身于封建家庭,受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当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后,不少人又增加了一层浪漫色彩,“侈言平等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胡汉民自传》)所以,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出现了政见纷纭,争执不断的情况。武昌起义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膨胀,再加立宪派人的从中拉拢、怂恿,原有的封建地域观念、宗派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加速了革命派的解体。在临时政府所在地之争,黄兴、黎元洪关于大元帅之争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情况。这种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在不少同盟会的上层领导人中都严重地存在着。如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作为湖南代表的谭人凤竟向居正耳语说,“君为湖北代表,总统宜举黎元洪。”(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八七页)这次到会的共有十七省的代表,每一省代表无论若干人,当推一人投票。开票的结果,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这一票就是谭人凤投的。谭人凤的这种做法,正反映了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对革命党人的腐蚀作用。当时革命派内部矛盾与冲突给孙中山带来很大的苦恼。

  与组织上的分崩离析相适应,革命派在思想上亦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上层的领导成员中的极大多数都希望通过和谈与袁世凯妥协,来结束这场革命。当时,“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大抵分为三派之说。其持中国固有之宗法伦理思想者,则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西欧无政府主义者,则曰:‘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当南北争持至烈时,李石曾以长电驳诘南京政府,一若祗须清帝退位,吾人即万事不宜深问者。)其仅识日本倒幕维新,而不免修正改良派社会主义之毒者,则曰:‘武装革命之时期已过,当注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轨。’余集诸人意见,以陈于先生,先生于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胡汉民自传》)事实上,当时妥协已成为一个潮流。“当时南京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派系到政界,差不多都是坐南向北,认为只有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政府于革命有利。”(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实录》)

  五

  在这股妥协的潮流中,对孙中山直接发生重要影响的要数黄兴、汪精卫和胡汉民。

  同盟会是以孙、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孙中山与黄兴的结合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兴对孙中山很尊重。他积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次亲临前线,英勇战斗;他在关键时刻能挺身出来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和同盟会的团结,不愧为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对黄兴也极为尊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政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总理之名,实为各部首领。在临时政府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自武汉保卫战以来,在袁世凯的和议引诱和立宪派人的包围影响下,思想却日趋妥协。胡汉民评论黄兴当时的政治倾向时说:“克强以三月廿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名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汤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胡汉民自传》)

  这里,胡汉民说黄兴“乏远大之识”等等,是否确如其言,是另一个问题,但说他受立宪党人的拉拢、影响,政见“日以右倾”,证诸其他材料,则基本属实。当上海光复后,当地的一批立宪党人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即推派庄蕴宽到武汉前线去见黄兴,拉黄兴到上海组织临时政府,力图通过黄兴,对革命加以控制。(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一八○页)与此同时,袁世凯亦派湖北人刘承恩到湖北见黎元洪与黄兴,表示愿意停战言和。还有记载说,袁世凯曾派“其长子袁克定到汉阳,与黄兴有所接洽。”(此据日人斋藤恒之记载)这时,实质上已为袁世凯收买的汪精卫,“亦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昌革命同志都赞成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黄兴并曾复函袁世凯,内云:“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而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这封信我们现在读起来自然觉得极为荒谬,但如果根据同盟会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的思想来看,黄兴向袁世凯发出这样的信,并不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