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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2)

  孙中山在伦敦期间,曾积极地开展了外交活动。他曾过美人咸马里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停止对清朝政府的贷款;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进行交涉,向英国政府提出止绝对清朝政府的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政府,和取消各处英属政府的放逐令以便他取道回国的三项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三项要求口头上表示同意,实际上不过是予以应付。孙中山还向四国银行团提出向中国革命政府贷款的建议,但得到的答复是,需待革命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始可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

  孙中山在英国进行了上述外交活动后,感到“个人所能尽义务已尽于此矣”,乃于十一月中旬自伦敦取道巴黎归国。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当孙中山到达英国的时候,吴敬恒等听说袁世凯已经出统清朝政府的军、政后,认为袁世凯“不易与”,曾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谓“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胡汉民还说,“其实袁尔时已决计居清廷与革命军之间,收渔人之利,不待此电,始启发其野心矣。”(见《胡汉民自传》中的《袁世凯之阴谋》一节)我们没有找到孙中山在英国发给袁世凯的这份电报,但找到了孙中山从巴黎致民国军政府盼速定总统的电报。这份电报说,“《民立报》转民国军政府鉴: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总理全书》《文电》,五页)

  上述电报,说明孙中山在归国之前,认为只要能“早巩固国基”,即“建立民国”,他是赞成让黎元洪或袁世凯做“民国总统”的;说明他对清朝的汉族大官僚存在着幻想,对革命党人要搞革命建设,必须掌握政权,缺乏应有的认识。孙中山在认识上的这种弱点,是与他把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停留在反满和政权形式的更易上,没有把汉族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当做革命的对象,甚至还有害地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分不开的。既然孙中山在归国之前,就有这种思想,并公开宣布过黎元洪、袁世凯都可以作为“民国总统”的人选,那末,就不难理解,当他后来为客观形势所迫时,就能把大总统的位置让与袁世凯,自己去搞铁路建设了。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归国途经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他与胡、廖等人曾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与应采取的方针,从晨至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汉民认为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他主张孙中山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整训军队,然后举兵北伐。理由是沪、鄂两地军政府之间有分歧,且各自内部纠纷甚多,孙中山如去沪、宁,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且号令难行,将无所作为。袁世凯虽有北洋军数万,但如向革命进攻,“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而吾军已济”,然后可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要他留在广州的建议,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胡汉民自传》,五四页)在孙中山的坚持下,胡汉民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并让廖仲恺返广州布置一切,然后跟随孙中山同船赴沪。行前,孙中山对于组织中央政府流露出过于乐观的情绪,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总理全书》《函札》上册,二八四页)可是,即将来临的现实,却完全不是孙中山所期望的。

  二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经历了十六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上海。在他到达前,许多报纸都宣传他带有大批款项并购买了军舰回国。因此,甫经上岸,许多记者都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