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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酝酿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运动，是本世纪中伟大的事件之一，是我国历史的重要篇章。它推翻了在我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山东是辛亥革命的酝酿地区，又是首义省份之一；济南是省会城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辛亥革命在济南的情况，对于当时的山东省全省，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期领导革命的政党。它在日本成立，海内外山东省籍学生加入者有刘冠三、徐镜心、蒋衍升、谢鸿焘、邹秉绶、陈干、邱丕振、于洪起、丁惟汾、王朝俊等，自1905年至1907年三年中山东的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者有53人。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学堂，其次是新军。因清廷搜捕甚严，所以他们多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当时主要是以学校为据点进行宣传，组织发动并互相联系。其中著名的有设于济南城北之杨家庄的山左公学，还有东牟公学、胶莱公学、英林公学、掖西公学、棣州公学等。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山左公学被清廷查封。山左公学创办人刘冠三去青岛设立震旦公学，成为山东革命党之重要机关。山东留日同盟会会员蒋衍升和丁惟汾两人在日本创办了直接威胁了清廷的统治，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重视和赞许。一大批致力于革命的仁人志士，为了民主共和，毁家纾难，抛头颅，洒热血，在齐鲁大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创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山东的辛亥革命自始至终，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革命党人的斗争水平不断提高，由通过议会，和平争取独立，最终走上了拿起武器，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因此，山东辛亥革命对于牵制袁世凯派兵南下进攻民军，对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辛亥革命历史中，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编辑出版这本史料专辑，旨在纪念中国近代史上这次伟大的革命，通过追忆广大辛亥革命先烈和一大批爱国志士的丰功伟绩，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向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同时，也为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一批可资借鉴的资料。辛亥革命又是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所共同纪念的，通过对此类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可以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学术的交流。在过去历年纪念辛亥革命时，我们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其他有关部门都曾出版过一些辛亥革命的史料。这次编印此书，我们一方面尽量广征博采，努力反映山东辛亥革命的全貌；另一方面，则尽量多选编一些过去未曾发表过的史料。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些遗漏恐怕是在所难免的。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参加辛亥革命的前辈已鲜有人在，因此，除了“三亲”资料外，我们也选用了一些整理稿。至于有些资料的撰稿人由于所见局限偏于一隅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地做了一些考据和订正工作。对于一些确实本、北京和各地向济南集中。他们利用广泛的社会联系，在绅商学界、官僚集团及山东籍在京人士中开展活动。再加上清政府搞了个“筹备立宪”的骗局，为各省所不满，各省纷纷请愿，因此请愿立宪的潮流和济南各学堂的一部分革命运动，汇而成为策动山东独立的潮流。

　　清末济南有专科学校四个，即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农林学堂、高等学堂。当时法政学堂监督是河北人孙念希（举人，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在这个学校任教员的有丁佛言、丁惟汾、李伯申、王志勋、周建龙等，他们大都是日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该校学生参加革命的很多如王乐平、杨明漪、邓松平、孙水平等。师范学堂的监督是王讷（字墨仙，安邱人，清举人），王原为民政部主事，孙宝琦奏调回籍办学，遂任是职。该校教员除少数日本教师外，其他皆留学东西洋毕业回籍者，如綦衍麟、丛禾生、谢翊臣、姜制中等，皆为同盟会员，全校师生都参加了山东独立革命运动。农林学堂和高等学堂参加的也有很多。

　　辛亥革命时期清廷在山东的最高统治者是巡抚孙宝琦。他是山东独立的当事者之一，对山东政局的影响以及他对辛亥革命的抵制和破坏都不容忽视。孙曾出使外国，是所谓著名的洋务派，对清廷统治集团深为不满，但他却并不同情同盟会的革命主张，这决定了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武昌起义后，孙宝琦感到财政困窘，兵力分散，而北洋陆军五镇各部又不归其节制，很难对付革命力量，故一时颇有捉襟见肘之感。于是他想出了两手策略：一面宣称大局危在旦夕，主剿断不济事，在立宪派势力大张的情势下宣扬“剿不及抚”，主张“怀柔”；另一方面，他又暗中积极组织反革命武装力量，准备伺机镇压革命。孙宝琦以“巡警未能遍设，防营分布未周”为理由，奏请免于裁汰绿营兵，以便辗转抽调，暂救一时之急。他命令尚在各地“剿匪”的巡防营“悉数调回”，并“暂添巡防马队一营、步队三营”。驻守济南的北洋新建陆军第五镇隶属陆军部，孙宝琦并无节制权；而各省独立发难于新军者多，这是他最担心的。当时五镇官兵对武昌起义态度尚不明朗，于是他三番五次电催清廷，要求五镇归其节制；同时，他还加紧了拉拢五镇上层军官的活动。此外，他还筹款、招募训练武装巡警、添招军队；命令加征“义坡”捐，裁汰员役，裁并政府机构，削减薪俸。以上所有裁节各款均需另款存储，以充军饷。除此之外，孙宝琦甚至还企图借外力镇压革命，曾密电青岛德国税务司，要求德方干涉革命运动。

　　当时，济南政局的微妙变化和形势的发展，都需要一位能够联络新旧各派政治力量的人物来收拾局面。1911年10月30日，济南各派以山东省绅商各界和教育会的名义，向尚在北京的吏部侯选京官夏溥斋发出两封电报，敦促他火速回到济南共商大计。夏与立宪派非常接近，在知识界也小有名气，凭借这些复杂的关系，成了当时众所瞩目的人物。

　　11月2日，夏溥斋来到济南，下车伊始即开始了他穿梭般的往来于各派之间的政治活动。11月3日，各界代表在师范学堂开会，欢迎夏氏。会上，他对国内外形势作了一番陈述，颇得各界好评。此时在省城济南，革命派要独立，但力量不足，必须联合立宪派；而立宪派要与顽固派抗争，需要借助于革命派的声势；顽固派中一部分人面对革命新前途尚难预料的趋势，为了保持自己既得利益，又要向革命派、立宪派作出靠拢的姿态，进行政治投机。孙宝琦坐镇济南，深感自己力量单薄，政治上也需要一个暂时维持平衡的局面，以应付形势。正是这种复杂的合力，把夏溥斋推上了山东政治舞台的中心，扮演了一个领导独立、联络新旧各派政治力量的角色。

　　11月初，济南各界突然盛传清廷拟借外债3000万元，以山东土地作抵押；山东当局也准备向德国借款300万元添置武装。此消息立即激起各界群众的义愤。同盟会中的激进分子主张利用这种形势立即组织暴动，但革命派主要领导人对孙宝琦的两面手法却没有看透，对他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夏溥斋、丁世峄等人在促进山东独立的过程中，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