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广州起义与清末政情(3)

　　其二，派驻军舰。平定顺德、佛山之乱事甫有进展，惠州、潮州等地又传有起事之谣。5月2日，张鸣岐又电奏称：“现时省城乱事粗平，人心渐定，倘省城土匪日内不至再有另股起事，勉力尚可支持”，至于惠州、潮州等地，请“准海军部拨派巡舰两艘，前往惠、潮洋面镇慑，并蒙加派二三舰来粤听候调遣”，“但盼援兵早到，匪党闻风震慑，或可潜消隐患，不致贻朝廷南顾之忧”。此为请调桂军之外，再请海军前来广东驻巡的新举措。

　　其三，奖励官员。5月6日，张鸣岐向军机处详细奏报革命党在广州举事的情形。他说从所获革命党人的讯供来看，此役“系孙汶主动，军火皆在外洋购置，党中分广东、广西、湖南、江苏、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四川、云南、福建十一部，人数多寡不一，各部均举有代表，因广东密迩港澳，易于偷运军火，是以定在广东起事。”

　　其四，清查户口。筹备治安善后事宜，巡警道自然责无旁贷。当时署理广东巡警道的王秉恩，既获赏以振勇巴图鲁名号，又承两广总督之命办理清查革命党事宜，不得不检讨此前清查制度的利弊得失，进而提出可以付诸实践的新办法。

　　除以上几项善后事宜外，还有如抚恤居民、修复总督署等事务，均需款项。据称，张鸣岐电奏善后事宜的开支问题时称：“此次乱事平后，派驻军舰、调借客兵、添招勇队、抚恤居民、修建衙署等善后事宜，非百余万款不办”。适值广东禁赌之后缺乏饷源，“除应解洋款紧要仍勉筹通解外，查四、五月份关、藩、运三库有应解京海军、步军各经费暨香腊贡款、崇陵工程等项，共银一百一十万两，恳准暂予缓解，以便挪济目前善后之需”。《申报》谓此情形为“闹得一团糟”。

　　所谓“一团糟”，似乎也可以理解为革命活动对广东政局冲击影响的结果。换而言之，尽管辛亥广州起义并未取得成功，可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激化了广东政局、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的矛盾。广东当局举办的善后事宜看似是政治、军事、治安等方面举措，实质上最终仍要归结到经费来源和开支层面，甚至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和广东经济状况，这也可以说是革命活动对广东政治与社会多层面的整体冲击。

　　三、广东民众的反应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强调其片片落在“民”字，以示与一般反清运动的政治差异。此后中国同盟会虽举行数次起义活动，但地点往往在离政治中心较远的边地，而少有辛亥广州起义这样直接在省城的大举。因此，这次革命活动能够更多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甚至彰显革命党、清政府在政治方面的差异。

　　与一般匪乱不同，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不在劫掠民众财产和冲击洋人。在辛亥广州起义的当晚，张鸣岐在电奏中即称“沙面领事洋商早经派有专营及兵轮保护，现未被扰，城内外商民亦无被匪攻击之事”，有意将中外商民未受攻击与骚扰之功归于自身。

　　实际上，早在1906年刊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其中的“安民布告”声称：“军队所过地方，对于国民决不侵害，我国民不必猜疑惊恐。为士者照常求学，为农者照常耕种，为工者照常工作，老少男女照常安乐居家”；“对外宣言”亦承诺“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或因同盟会历次起义较少在省城发动，其宗旨与实践较少为国内一般民众所熟悉。

　　不过，以暴力形式呈现的革命活动，无论旗帜多么鲜明和军纪多么严明，在省城居民看来，仍是一种非常态的事件，难免引起骚动与不安。据称，有绅民较早获悉革命党将在广州举事，提前迁移避难，这也是造成革命消息泄漏的一条渠道。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注意到：“整个4月间，即将发生暴动的谣言盛极一时，尽管革命党人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但许多中国人似乎已经知道要出乱子，西郊的一些富户在4月27日以前已经逃往香港或澳门。”也有人记述，时任广东谘议局副议长的丘逢甲，虽主张革命，亦与督臣往还，传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死，因丘氏告密，辛亥后丘氏作为广东代表赴南京参加临时政府组建会议，“为黄兴所痛斥，呕血而死”。这或许可以与当时报刊披露士绅避难而走漏消息相印证。

　　在广州起义之后，居民更是蜂拥赴港澳避难。不过，广州民众纷纷迁徙港澳之举，给港英当局带来压力。早在5月初，香港总督即致电两广总督称：“省城居民如再纷纷逃避来港，定即不准登岸。”迫此压力，广东当局颁发谕令，劝告居民勿再赴港。谕称：“现下省城乱事已经平靖如常，各处皆有大兵保护，巡警亦照常站街，此后居民勿再惊疑迁避。访闻香港、澳门两处大小客栈早已住满，房舍亦租赁一空，倘再前往，不独跋涉无谓，更虑人多挤拥，发生时症，惹起外人苛待，则悔之晚矣。”虽有广东当局的晓谕之令，但仍难平息民众的恐慌。

　　总而言之，若从广东民众的视角来反观革命活动，确实可以印证革命的宣传在民众层面比较薄弱的说法。一般民众乐于安逸，不喜战乱，本是人之常性。广东当局所颁安民告示和禁止谣言告示相同步，声称城内外及各处乡镇均已平静无事，若茶楼、酒馆等处故意煽惑，传言滋事，“乱事初定，未免人心惶惶，亟宜出示禁止，不得造言说谎，如违，定即拘究”，希望借此平息谣传。而此前所施行的治安措施，在乱后反而令广东绅商所接受，时论以《羊城公论》为题，称“自乱后，官场与绅商等之意多赞美港中政府行搜缉军装例之严，及巡警防闲治安之力，否则日持械作乱者，必不止此数，情形必不可问。”此论或可反映一般民众的态度。

　　在广州起义不久，《香港华字日报》于5月2日发表评论，表彰两广总督张鸣岐的应变之才，赞扬他事后布置妥当，“使内外不至为乱党之谣言所惑，乃徐为布置，密事编查，比户不惊，余孽就逮。吾观于此，非特叹张督之处变有才，且不能不赞张之才足济变矣”。此论应变与济变，尚有过誉之词，至于何以生变之处，则避而不言。

　　《香港华字日报》注重省、港秩序与商民利益，自然无意站在革命党立场，乃至称赞广东当局及指责革命党。次日，又撰文《粤垣变起之疑问》，称“时至今日，人类之思想，至不齐矣。以不齐之思想而欲乘时以逞，其希望虽不可得知，而要必以无侵害人民之幸福为宗旨。”继而指责革命党“果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为何“不起于北方，而仅起于粤垣”？若以排满论，“既起于粤垣矣，不发难于旗满界中，乃发难于督署”？名为排满宗旨，“实属侵扰社会之安宁秩序”。

　　5月6日，该报又摘译西报论说，试图借外人之口探究革命党举事的原因，首称“羊城革党之变，如巨潮忽起忽灭，不数日间，四境安静，广东政府治变之得宜，于此可见”，至于所述革命宣传方面，则特地指出闻听革命党“明击满清，暗攻近二十年内干涉中国及有害中国至于此地诸外国”，借口瓜分之说以倡革命。此论的要害之处在于，不仅将革命党与清政府对立，而且要把革命党与在华列强相对峙，试图借外方舆论抹杀革命活动的正当性。

　　四 、中外舆情另一面

　　革命之后的时局不安和民众惶恐，其直接原因固然是革命党举事，但深层次原因可能要归咎于清政府及广东当局。作为清朝尊崇的经典之一，《论语》述商汤之言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即为明训。况且此类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革命活动，若非执政有失，恐怕难以获得各方理解和支持。

　　事实上，当时中外各方舆论已注意到，革命党起义只是攻击两广总督府，并未扰及中外商民。中外舆论除了关注起义对商业、民众财产及社会秩序的影响之外，也注重深究起义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并非一味指责革命党及革命运动的破坏性，而是将矛头指向清政府。

　　五 、余论

　　“革命”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命题，而辛亥革命仅是一场开幕。在原有革命史的框架下，围绕革命党的诸多正面言行得以充分的探讨与梳理。至于国内各方如何认知革命、接受革命，以及革命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冲击与影响，仍有待深化研究。本文从辛亥广州起义入手，梳理革命的对手方如何因应革命活动和布置善后事宜，以及起义对广东社会、民众的冲击，即是希望跳出革命党一方的视角，从多元视野重估辛亥革命的影响。

　　从乙未广州起义至辛亥广州起义，中外各方对孙中山、革命党、革命的认识逐渐深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方对清政府筹备立宪举措不力的种种负面认知，逐渐弱化了对清政府的寄望。他们对革命党与清政府的逆向观感，与其说将政治立场转向革命党，毋宁说是对清政府的失望。

　　在辛亥广州起义之后，中外舆论对革命党及革命活动态度的同情和肯定意见，无疑为武昌起义后的新时局奠定了舆论基调。当时即有评论指出，若清政府不能因应革命风潮而实行立宪，挽救时局，则革命党“现在不过于粤东一隅之地小起变乱，将来倘于各省埋伏殆遍，则一地告急，各方响应，将如之何而善其后哉”？瑖平情而论，言此语者或许不过激愤之言，欲凭借革命之势以危言耸动清政府速行立宪，却不料一语成谶，只是预言所谓的“将来”并未太远，仅仅在5个月之后，一切果真就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