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广州起义与清末政情(2)

辛亥革命网 2022-05-31 08:51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作者:安东强 查看:

辛亥广州起义尽管未能实现起义目标,却在清政府、广东当局及地方社会、中外舆论多个层面引起系列反应,中外舆论逐渐对“文明的革命”给予肯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清政府的失望

  作为丙午官制改革时议设的新机构,军谘处只是军谘府的过渡机关,暂隶属于陆军部,至1909年从陆军部分出,专派贝勒毓朗、载涛管理军谘处事务。在历经辛亥两广总督署被攻击之变后,1911年5月8日,上谕改军谘处为军谘府,称:“自宣统元年五月设立军谘处以为军谘府之基础,现已时阅两年,筹办已有端绪。参谋军事,最关重要,着即设立军谘府,秉承诏命,襄赞军谟。所有军谘府官制一切事宜,即着该衙门妥速详拟奏闻,候朕裁定施行。”自此,仿照日本参谋本部掌管全国陆海军令而设的军谘府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出台的则是时人期待已久的内阁官制。这些重要制度改革的出台,与辛亥广州起义(时称“粤事”)不无关系。

  在此之前,内阁官制迟迟未颁,已引起舆论的不满,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筹谋的开党禁一事也不了了之。至革命党人先后在广州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攻击两广总督署之后,有传闻称“枢府以广东革党虽已平静,惟不能长恃兵力,拟于日内秘密会议善后办法”,试图做出某些变革,刷新政局。

  当时在京师活动的徐佛苏已注意到革命活动刺激了政局的新变化。5月4日,他致函梁启超、汤觉顿称:“开赦之说,前本有因,但前函所陈稍有推助,故曾嘱令娴公子必转递台中,冀以耸动彼方,不知果已递到该处否?至如近日,开赦之说又有生机。闻阁制不日发表,枢垣谓发表后,其第一义即当召赦,此言颇确。但飘蓬之政府果能其所见召否?粤中近出两案,亦是造因之一法,当静以待之。”将革命党在广州的活动,视为清政府颁布阁制、开赦转机的一种推动力,此言出自清政府、革命党之外的第三方之口,可谓是旁观者清。

  此外,革命党在广州举事的消息传至京师,在朝野舆论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以致谣言四起。5月1日,民政部右参议汪荣宝在京接友朋电询:“闻本日民政部逮捕多人,究竟有无其事?”旋“告以系属谣传”。当时汪荣宝以为是当日民政部“奏请将顾瑗等三人解任勒令回籍,致生误会耳”。三日后,他又有听闻“今日有廷寄到陆军部,逮捕杨%子,云因粤事牵连,将处以监禁之刑”,大概才意识这些四起的谣言应为广州起义在京师引发的反响,不禁感叹“甚矣,京师谣言之多也”。

  京师充斥谣言,必然引起人心浮动。在各方纷纷电告有革命党入京的情形下,京城防卫变得“严之又严,密而又密”,除派人稽查东、西两火车站外,又派侦探分布在内、外城各方,其重点排查人群有二:一为旅居京中剪发的官商,又以衣着区分为剪发着西装者与剪发着华装者两类人;一新抵京城的官商,须一一查明其抵京日期、年貌、履历、行踪等内容。另有民政部会同京汉铁路巡警局,各派数十名探兵,随同火车往来,以便在车上访查。若此类举措,难免又令京城人心加重惶恐。

  受此影响,列强驻京各使馆亦纷纷增添卫兵,且一律配备子弹,守卫甚严,如临大敌,又在东交民巷以修路之名行禁止车马通行之实,据称“恐革党潜迹至京,该使馆或遭池鱼之殃,故预为防范之计”。果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过既然名为“池鱼之殃”,表明自身并非革命党欲攻击的“城门”。

  清政府不得不做出重大改革,以挽救时局和笼络人心,只是事与愿违。随着新内阁官制的出台与内阁成员的任命,特别是所谓皇族内阁之举,连原本心系朝廷的官绅都称:内阁“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这无疑使许多士人对清政府的满腔期待最终落空。

  有意思的是,当时各方政治团体及势力面对这样的新局面,似乎都呈现出一种悲观情绪:(一)革命党方面,自广州起义后,黄兴、汪精卫等人都一度悲观,愤而重建暗杀组织,欲行个人主义开展暗杀活动;(二)立宪派方面,对清政府失望,甚至提出“今日钦定之阁制,固为吾民绝对的不承认”之语,转而寻求其他出路;(三)京师及各省官员亦不满于新阁制与新内阁,至少在心态方面与朝廷有所疏离;(四)即使是清政府内部,对于这样仓猝而成的朝局亦不甚满意。5月10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明确指出:“政府体制的以上变动,尽管有着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但除梁敦彦的任命外,总的讲,似乎并未使全国人民感到满意。在我看来,尤其是资政院的那批议员是不会有耐心继续留在由那些换了头衔的军机大臣们所把持下的行政机构里”。正因如此,后续而来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才会成为大多数政治团体与势力重新寄予希望的所在。

  二、广东当局的善后

  自1895年乙未广州首次举事之谋,迄至1911年辛亥广州起义,十数年间,革命党在广东多次筹谋颠覆清朝的大举,这也令清政府不得不提高警惕。在1911年革命党攻击两广总督署之后,清政府在4月29日的上谕中已言及“广东为沿海重要地方,屡有乱党勾结滋事,实属不成事体,倘不严加防缉,诚恐酿成大变,不可收拾”,希望广东当局能够避免此类“不成事体”的事情再次发生。

  4月30日,清政府又追加电谕,明确提出令广东当局妥筹善后事宜,谕称:因广州城内外商民未受扰,地方官谧,“张鸣岐等办理此事尚称妥速,着仍严饬各营队尽力搜捕,从严惩办,勿留余孽,并将善后事宜妥筹办理,毋任再滋事端”。显然,“善后事宜”并不仅仅在于搜捕余党,更重要的是如何“毋任更滋事端”,需要筹备的举措必然涉及广东原有的统治秩序。

  广东当局的善后办法,就前后因应和善后而开展的新举措而言,约有调借桂兵、派驻军舰、奖励官员、添招勇队、抚恤居民、修建衙署等方面,以下分别论述。其一,调借桂兵。在革命党攻击督署之后不久,广东顺德、佛山等地又起变乱。5月1日,张鸣岐只得电请政府援助。

  其一是请求从广西调兵相援,略谓“粤垣匪乱渐清,省外土匪乘机蜂起,剿办尚未得手,兵力单薄,大局垂危,请饬广西提督龙济光抽调广西防勇八营,亲自统率,星夜赴援”。而广西巡抚沈秉亦有电奏广东乱事。2日,清政府认为“广东省城乱事甫定,各属匪徒又复纠合起事,该省营队不敷分布,自应厚集兵力,移缓就急”,故而准许由沈秉电促龙济光抽调防勇,选所部精锐,前赴广东,并饬浔防督带吕春就近率带所部两营赴援。至于广西提督,暂由陆荣廷兼署。其二是请求援助军械,称“枪械缺乏,请饬两江、湖广总督速提精利五响,每枝配码五百颗,派轮克期迳解衡州,由桂派员接运”,业经清政府谕令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瑞贗迅速委员解运,毋误事机。

  调桂军援驻粤东,此为清末民初的大事。张鸣岐原任广西巡抚,熟悉桂政桂兵,其请调龙济光援粤,非仅仅在于平定一时之乱,而在于加强他在广东的统治力。5月2日,龙济光接电旨,即将所部精锐八营编为前后两队,前队于3日开拔,至4日陆荣廷抵南宁接篆后,龙济光亦于是日交卸,率领后队赴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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