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的共同追求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实现合作的重要标志。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的共同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与此相联系，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或思潮也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或思潮之一。

　　孙中山的民族复兴思想

　　孙中山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了他的毕生精力乃至生命，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和追求者。1894年夏，甲午战争前夜，孙中山怀揣一封洋洋洒洒八千余言的《上李鸿章书》和郑观应、王韬等人给他写的推荐信，信心满满地与好友陆皓东一起历经千辛，不远千里来到天津，希望李鸿章能接见他，并采纳他在《上书》中提出的建议，“步武泰西，参行西法”，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因时局的紧张，李鸿章只叫人给他传了一句“打完仗后再见吧”的话，并没有接见他，更没有采纳他建议的任何想法。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认清了清政府的顽愚腐朽，同时也认识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而此时又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空前严重起来。他目击时艰，已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于是去了他少年时代求学的檀香山，并于这年的 11月在檀香山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之先河。他在《章程》中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孙中山之所以能提出“振兴中华”口号，开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先河，首先，就在于孙中山有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孙中山之所以要创建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要革清王朝的命，就在于清王朝已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傀儡和工具，只有推翻了清王朝，革了清王朝的命，才能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他曾在《驳保皇报书》一文中沉痛指出：“曾亦知瓜分之原因否？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则强横如俄罗斯，残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敢侧目也。”因此，中国“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所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王朝的命，是因为清王朝是帝国主义走狗。”孙中山一生都与挫折和失败相伴而行，但他从不畏惧，并能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教训，而不断前进，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是推动他越挫越勇、屡败屡起的强大动力。其次，在于他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孙中山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和充满智慧的民族，落后是暂时的，是清统治者的闭关保守造成的，只要敢于和善于向西方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就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仅可以赶上欧美强国，而且还可以“驾欧美而上之”。他曾多次赞美过中国的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憧憬过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比如1905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就热情洋溢地演说道：“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措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因此，他希望听他演讲的留学生们能和他一起，“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他并举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例：“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能事半功倍乎？”在中华民族正被一些自我感觉良好、地位优越的西方人视为“劣等民族”和“东亚病夫”的年代里，在一些中国人面对欧美的发达和中国的落后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而滋生出民族自卑心理，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如人、西方的月亮甚至都比中国的月亮圆的岁月里，一个缺乏对祖国和民族深情之爱的人，一个视挽救民族危亡为与己无关的人，能说出如此热情洋溢的话，憧憬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这是孙中山能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重要原因。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梁启超在《自由书·忧国与爱国》中指出：“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忧之，“使人作激愤之气”；爱之，“使人厉进取之心”。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就是建立在“激愤之气”与“进取之心”的基础上的。只有忧国忧民的人，才会对祖国、对人民产生深厚的爱；而只有对祖国、对人民爱之愈深，才能对祖国、对民族的悲惨处境痛之愈切，也才能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投身于“振兴中华”亦即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从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领导和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民国建立后，他又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并在晚年改组国民党，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可以说，“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孙中山的一生追求，并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是李大钊。早在1916年8月，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上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提出了“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他以“白首中华”来象征中华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而以“青春中华”来喻意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以“青春中华之创造”来激励广大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1917年4月18日，李大钊又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他在批判日本人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后指出，“吾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其宏阔，族从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夸，亦实举世所公认”。因此，要实现亚洲的自强，“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

　　李大钊不仅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而且还探讨了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问题。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的身上，这也就是他写下《<晨钟>之使命》和《青春》等文、呼吁青年努力于“青春中华之创造”的重要原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他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的希望寄托在了马克思主义的身上，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这便是李大钊对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道路选择。

　　继李大钊之后，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也先后提出了民族复兴思想，如毛泽东1919年8月4日在《湘江评论》第4号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其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自成立之日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民族复兴是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之一

　　正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追求，这就给两党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李大钊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就与他的民族复兴思想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认同无不关系。1922年8月下旬，也就是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几天，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李大钊专程赶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种种问题。李大钊的广博知识，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尤其是他关于如何使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思考，加上他的真诚态度，深得孙中山的好感，有时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忘食”。一天，孙中山送走李大钊后，兴奋地对夫人宋庆龄说，共产党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他们能够成为自己的依靠。因此，在一次会谈时，孙中山当面邀请李大钊加人中国国民党。李大钊告诉孙中山说，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回笑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表示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依据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精神，李大钊同意了孙中山的提议，随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之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员也以个人身份陆续加入国民党。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就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达成了三点基本共识：

　　第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提出了民族主义，他这时的民族主义虽然也包含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所以要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革清王朝的命，是因为清王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反对清王朝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到了1923年前后，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明确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并且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军阀的后台老板，正是由于它们对中国封建军阀的支持，才“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规定中华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不久，孙中山在《北伐宣言》更进一步强调：“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第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须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工农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实现民族复兴的主力军。早年孙中山对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认识不足，没有做深入发动工农群众的工作，这也是导致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相继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到了晚年，1923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对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离不开广大工农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因而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第一天起，甚至在成立之前的共产主义小组时期，就把动员和领导工农运动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提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共合作共同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国民革命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北伐战争之所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第三，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结成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案》，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说明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与方法，要组织“民主主义同盟”，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并强调“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即在联合战线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而孙中山经过不断的挫折，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也逐渐认识到了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他曾一再强调：“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四万万人和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我们要能够联合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就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去打破二万万五千万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 这也是孙中山在陈炯明发动叛乱的最困难的时期，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建议，联合共产党，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联合战线的建立，才开创了国民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局面。

　　（郑大华，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