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长久之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教训与经验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国际上，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开展它的东方战略，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便开始着手指导中国的革命，而马林的来华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

　　从国民党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逐渐意识到需要对国民党输入新鲜的血液，而中国共产党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国民党所需要的，同时，通过与共产党合作，国民党可以获取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在革命上的支持，以促进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力量较为薄弱，经过一系列的失败斗争后，党内逐渐意识到必须联合国民党这样的大党，才能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能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正是在共产国际、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都有利益考虑的基础上，于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共产党开展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随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三方利益博弈的产物，在合作过程中，虽然发生了一些摩擦和矛盾，但是也取得了合作的成果，推进了国民革命的向前发展。

　　回顾既有研究，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探讨已极其丰富，灼见迭出。笔者私以为就国共合作期间的诸多矛盾进行分析，似尚略有余地。从理论上来看。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用矛盾的观点去分析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社会各阶级之间矛盾，不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而且还有利于开辟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矛盾新视角。从现实来看，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各种矛盾，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提供强有力的经验总结和智力支持。

　　一、形势所迫，时不待我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国际上，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打破孤立无援的国际环境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苏联不得不考虑寻求国际同盟者。国内，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一系列失败后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完成革命任务，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能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经历了护法运动的失败后，深刻地感觉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另外一方面，孙中山也发现英美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不得不寻求国内外的其他合作伙伴。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国共有50多名党员，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且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半年内，“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从军事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非常重视工人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并没有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种情况下的中国共产党与同一时期的国民党相比，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力量很小的政党。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不少党员与国民党成员有着深厚的私谊。国共两党早期著名领导人物中的蔡元培、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私交甚笃，他们之间彼此熟悉、互相了解，如蔡元培和陈独秀、孙中山与李大钊等，还有部分领导人物有过跨党的经历，如林伯渠，这也为第一次国共合作起到了桥梁和沟通作用。

　　早在1904年，陈独秀就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暗杀团和光复会，给蔡元培留下了“一种不忘的印象”，从此二人保留着经常联系。蔡元培被委任为北京大学校长时，就聘用陈独秀做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蔡元培给予积极支持和无私帮助。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情谊也非常深厚，陈炯明叛变时，李大钊专程去上海找孙中山广泛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给予孙中山鼓励和支持。孙中山还力主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主盟，表示“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这些言语充分表现出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亲密无间的友谊之情。林伯渠原来是国民党员，后来在与廖仲恺等人的交往中，思想发生了变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林伯渠与国民党许多重要人物私交甚笃，所以共产党委任他参加与孙中山的合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之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展打下了较好的感情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全党号召要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这一措施有力的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全党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组织上努力扩大国民党”，“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1923年，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逐步确定帮助国民党的过程中，使得不少党员干部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推进国民党改组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此际的状态并不乐观。早在1896年，孙中山就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并研究社会主义，他在旅居伦敦期间，还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后，带回《社会主义之理想》《社会主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一批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并把这些书籍赠送给好友。孙中山还应邀参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演讲，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之福音也，主张平等、博爱，即人道主义之根本也。”

　　孙中山在广泛阅读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的基础之上，结合国民党与中国实际情况，创立了主观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生主义，他还曾经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朱执信也是较早宣传社会主义的国民党领导人。1905年，朱执信撰写了《德意志社会科学家革命列传》一书，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介绍，还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社会主义的著作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朱执信对社会主义的介绍有一些片面之处，但也起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国民党的早期领导人如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也对社会主义进行宣传和介绍，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但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广泛宣传和介绍，加之他们在国民党内部地位显赫，很容易影响到他人，因而也就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客观而言，当时的国民党是中国较为革命的政治力量，但也是一个成分比较复杂、组织较为松散的资产阶级政党。1919年10月，孙中山对其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以后，虽然在规模上有所扩大，但是在组织上并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各地组织力量较弱，而且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和领导。孙中山领导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其理想，与同一时期的南北军阀相比，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因而，共产党对国民党抱以较为友好的感情。

　　反观共产国际，亦是在形势逼仄之下选择适时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使得东方各国家的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东方人民的压迫，激发了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在东方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的友好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看到了希望。另外，由于亟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西方战略的失败等原因，也促使苏联把目标转移到东方，因而制定了东方战略。

　　1920年7、8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表明积极支持中国革命。1923年1月，孙中山会见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10月，苏联政府派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委派鲍罗廷作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参加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成效显著，全国范围内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和组织都进行了改组。

　　由上不难看出，是一战后的时局与形势促使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三方合作，时与势的因素至为关键。

　　二、时移世易，须知顺逆

　　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合作前，经历了三次政策上的转变：第一次从拒绝联合一切阶级到主张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第二次是从与国民党的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第三次是从少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到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三次转变推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力量，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又给予了三次重大的让步。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共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形成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给予了肯定的态度，促使第一次国共合作顺利进行，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是因为孙中山轻视共产党、对右派的妥协退让等原因，造成了对共产党的打压，牵制了共产党的发展。

　　更需了解的是，苏俄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发挥着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在苏俄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苏俄之所以积极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原因及目的。

　　从理论上看，是基于列宁的殖民地理论形成了苏俄的东方战略。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依据本国的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艰难的探索，先后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等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根据列宁的殖民地理论，被压迫民族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打击帝国主义最坚决最彻底的力量，因此要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列宁又根据共产国际在东方的发展形势，提出：“由于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斗争，所以应该把东方各国的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根据列宁的观点，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对抗帝国主义的重大力量，才能坚持与帝国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是列宁笔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是苏俄团结的重要对象之一，需采取一定的方式与中国党派进行合作才能达到联合的目的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苏俄自然积极地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从军事安全上看，苏俄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1922年苏联成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昔日沙俄的盟友瞬间变成了敌人，以英、美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等各方面的干涉，使得苏俄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苏俄东南部分别是朝鲜、中国、阿富汗、伊朗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都可以在关键时刻充当帝国主义进入苏俄的缓冲带。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进攻，为了打破孤立无援的国际环境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苏俄不得不考虑寻求国际同盟者。列宁较早地觉察到了这种形势。他说：“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包围状态，列宁提出了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加强与周边国家建立合作联系的方式来解决苏俄的危机。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标转向苏俄，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自然而然的就把盟友的目标投向了中国。另一方面，国民党是进步的党派，是若干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政党，可以唤起各阶级的斗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因此，苏俄选择了与国民党联系、积极推进国共第一次合作。

　　苏俄的西方战略遭到失败，而把方向转移到东方。十月革命成功后，欧洲看到了十月革命的希望，相继爆发了一系列革命。1918年1月，芬兰爆发了革命运动，9月，保加利亚士兵发生起义事件，11月，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根据欧洲的革命形势，在共产国际二大会议上，提出旨在进一步推进欧洲革命发展的西方战略。然而，随着欧洲革命力量被镇压，欧洲革命陷入低潮，因而共产国际提出的西方战略已经不可能实现。而与此同时，东方各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却持续高涨，根据此消彼长的革命形势，共产国际决定改变原有的西方战略为东方战略。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召开，会议通过了《东方问题总提纲》，指出“东方革命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东方建立联合的战线，党的革命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否则是不能取得胜利。因此，革命不能忽略东方”。中国是东方重要的国家之一，因此，在东方战略的影响下，苏俄自然会考虑到东方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综上可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共产党和苏俄三方在战略利益上各有考虑，是三方的战略利益需要。因此，对于三方来说，国共合作只不过是战略利益互动的结果。正是基于三方不同的战略利益，在合作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一些矛盾。纵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原因及目的、合作过程来看，其间存在着苏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等三对基本矛盾主体。这三对矛盾错综复杂的交织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前、中、后的所有环节中，在推动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的同时，也促使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破裂。

　　具体而言，虽然孙中山接受了苏俄、共产国际的援助并改组了国民党，开展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孙中山赞成联俄，并不是完全认可了马克思主义，也不代表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变化。孙中山的目的在于通过苏俄、共产国际的援助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任务。国民党进行改组后，孙中山曾发表谈话指出：“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不通。故共产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断乎不能。”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并不赞同苏俄式的革命模式，而要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观点。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然而，在大革命时期，苏俄、共产国际却“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化”，没有弄清楚这一基本问题，这一点也是导致苏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产生矛盾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破坏的主要原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合作”的认识不清等原因，曾与国民党发生过一些矛盾，但是这种矛盾随着“党内合作”方式的确立便不复存在了。虽然如此，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终结，反而始终伴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这一矛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自从确立与国民党开展联合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后，就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接触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其中，斗争焦点主要集中于领导权与政治纲领两个方面。

　　此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一些矛盾，突出表现在左派与右派之间，这些矛盾虽然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主要矛盾，但是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着重要影响。

　　三、审时度势，长久之道

　　综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存在着三对矛盾，分别是苏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这三对矛盾错综复杂的存在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同作用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和破裂。

　　关于苏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二者之间新旧利益的矛盾、基于物质援助的矛盾两个方面。对于这两个矛盾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是苏俄、共产国际过多抬高、依靠国民党的右倾错误方针，对国民党性质认识不清造成的。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其焦点主要是领导权应该掌握在谁手里、是否坚持国民党一大提出的政治纲领两个基本问题，就其产生矛盾的原因而言，主要是因为孙中山的实用主义思想，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实为“容共”、“并共”，不平等的合作方式阻碍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常发展等。关于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矛盾，即是否允许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的问题、领导权的问题，导致国民党左右派之间产生这两个矛盾的原因在于孙中山对国民党右派的态度不坚决、国民党阶级成分复杂，右派力量大于左派等。

　　基于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给我们留下了如下三点宝贵经验。

　　其一，搁置分歧、求同存异是国共合作的一条宝贵经验。国共两党毕竟是性质不同、信仰和世界观相异的两个政党，即使后来双方合作后，两党的政治纲领中仍有部分内容存在着明显的原则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不同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除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且要经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些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是没有的，并且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相悖。但这种差异并没有成为双方合作的障碍，两党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从反帝反封这个共同目标着眼，采取了立足当前、回避长远、协调求同、搁置相异的做法，最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是双方合作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共同意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则希望中共的加入给“正在死亡中”的国民党注入共产党这一“新鲜血液”，以重振“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从而实现两党合作。在国共两党合作共事的三年多时间里，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两党合作带领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其二，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国共合作的基本经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国家统一和富强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经过双方共同努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胜利地进行了北伐，使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40年未竟的事业，在仅仅两三年内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体现了“合则两利”的原则。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致使合作破裂，结果内战连连，国家元气大伤，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大规模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险境。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合作方能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和统一。在20世纪，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的经历，并推动了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是社会发展的巨大财富，这对于我们今天台海两岸的交流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吸取历史经验，相信国共两党既然能够“相忍为国”，为完成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大业而合作，也一定能够为完成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大业而再次合作，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和平、平稳之路。

　　其三，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是保证统一战线正确有效运行的条件。国共两党的性质不同，利益与斗争目标也不完全一样，其合作自然是建立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必然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较量与斗争。所以，同国民党的妥协性和右派势力斗争的艺术，有时比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更加重要。正如后来毛主席所总结的那样：“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中，共产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应该通过斗争争取统一。在领导问题上，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当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共合作。当1927年右翼势力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共产党人之前的革命努力纷纷归于失败，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也因此迅速瓦解。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就是要坚持同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斗争和合作的原则。在统一战线，二者虽为了共同的目标联合在一起，一些矛盾得以暂时隐藏，但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可能显现。革命成功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垄断革命成果。共产党人的血本告诉我们，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有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战略。

　　（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