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历史记忆基于史实，但往往依据现实而进行阐释，为现实提供思想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书写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话语中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不断回响，服务于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正如1939年民族扫墓节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祭文有言：“国共合作，革命宏谟，中更摧拆，十载蹉跎。强敌侵凌，乃寝内战；唯一方针，统一战线，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就抗战回望历史，国共两党曾为“革命”有过合作，而今为了抵抗“强敌侵凌”结成统一战线重新合作。换言之，国共重新合作自然容易引起对以前合作的关注与回望。以往学界多关注两次国共合作本身的研究，尚未见从记忆史角度加以考察，尤其是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回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回忆和叙述，显然有其特殊意义和价值。鉴于此，笔者聚焦于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观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表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纪念话语，以及呈现出怎样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从而明晰该记忆的现实意义。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表述语境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以抵抗日本侵略，自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有所回忆和叙述，从当时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纪念活动而言，因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抗战局势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表述的语境也有所不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未举行任何专门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纪念，但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每年7月9日举行，该纪念日涉及到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正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中，强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将之视为革命政权发展即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的基础，纪念话语有言：“为集中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权以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在广州乃有国民政府之成立，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初成果。”也只有在广州国民政府的革命据点支持下，才有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北伐。以此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1943年双十节纪念时，《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孙中山先生修改了他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并完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是便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纪念话语在表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将之与国民大革命相联系，也强调了合作的思想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延续和发展。陈伯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即指出：“由初时从事革命的联络会党到晚年国共合作时代的农工政策——这是表现了中山先生革命生涯的发展，同时也表现了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意愿的结合，孙中山的主张则尤为重要，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即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许涤新在1939年孙中山逝世纪念时撰写文章，指出：“中山先生深知欲求中国独立解放之成功，对外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对内一定要联合一切反帝的力量，在这里，联共是必取的途径。因为中国共产党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是全国一部分优秀份子之所归，而且紧握住中国工人阶级反帝的光荣传统，所以称为全国反帝运动中一个最坚决的力量。不但如此，中共自成立以后，即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肃清封建势力的方针，更向国民党提出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问题。这么一来，便在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成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了。事实证明中山先生的政策是正确的。国共合作的结果，展开了大革命年代北伐的胜利，国共两党的同志，携手前进，推翻了北洋军阀的政治，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动摇了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基础，确实证明中山先生的政策是正确的，国共合作仍是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基本保证。”他通过纪念话语阐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价值，其中最为强调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要性。关于孙中山的记忆并非只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表述的语境，本身即是重要政治记忆，作为象征符号为抗日战争提供思想资源。

　　纪念话语也涉及到阐述“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些记忆给第一次国共合作增添了不少立体感，其目的也在提出警示，抗战的特殊环境才有国共新的合作，合作抗日的目标应始终秉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源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吴克坚在1938年双十节论及辛亥革命的教训时，将之视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他说：“辛亥革命这些主要教训，为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晚年革命事业和其生活所领受，这就使辛亥革命后一九二五——二七中国大革命时代，孙中山先生领导了国民党的改组，实行了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的胜利。”田家英等在1943年双十节，也论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是民元后社会发展的种种不如意：“这些世界和国内现实的政治生活，是给了孙中山先生以深刻的影响，民元以来议会政治中一些污秽不堪的历史，循环不息的军阀内战，中国共产党指出的正确道路，以及正在高涨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而要对帝国主义与军阀采取直接革命行动，是决不能靠那些朝秦暮楚的议员，必要一个‘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但当时的中华革命党是不能担负起这一任务的，必须联合先进的革命力量，这就有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正因不尽人意的社会现实，才有了国共合作挽救国民党，挽救中国革命。

　　纪念话语中“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的使用，并非完全在积极肯定的语境中进行，其中的不少负面内容在特殊的现实环境下也会被唤醒，从而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当抗战中出现某些汉奸投降败类时，吴玉章则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记忆，暗示当时的汉奸败类在历史上已有“妥协”行径。他说：“汪逆是四月回国的，在他三个月暗藏的危害革命之后，就召集了七月十四夜的国共分家的秘密会议，孙夫人事先得到消息，不禁痛哭革命的前途又要被汪逆断送了，就派了代表去出席会议，力争国共不能分裂，因为凡是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都不忍见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不忍见当时蓬蓬勃勃革命的运动再受挫折。会议上争论很激烈，但终由于汪逆的坚持和一些投降妥协分子的赞同而通过了国共分裂的决定。从此就开始了极端的恐怖。”周恩来在1944年双十节发表讲演，其中即说：“北伐期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不受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的指挥，结果遂造成军事独裁，断送革命。”此中应有周恩来对抗日战争后期国共双方矛盾的观察，其中说到“总司令部”、“不受……指挥”、“军事独裁”等显著带有警示当时的意图。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执行的重要战略策略，其中中国共产党纪念话语将“第一次国共合作”纳入“统一战线”话语体系下进行理解，提升到一定理论高度。1938年双十节《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将辛亥、北伐、抗战相联系，其中涉及第一次国共合作部分即有如此脉络：“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要算是第二次统一战线，于是，造成北伐胜利。”而“全国抗战，在蒋先生领导之下，于是，又有第三次统一战线，包含着新的国共合作，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参加”。“国共合作”是两次“统一战线”的基础，辛亥、北伐、抗战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战线”各阶段，该社论似乎是站在国民政府立场进行的言论阐述，但并不影响中国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这一宗旨。汉夫也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大的增强及集中了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觉醒和组织，更扩大和巩固了当时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统一战线具有延续性，不仅能够增强北伐国民革命中的革命力量，也能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实现与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实行，乃有北伐革命战争，和红军的英勇奋斗，乃有今天全民族的伟大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国共合作产生如此大影响，才有北伐国民革命的胜利，而现实中也将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无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纪念话语的表述语境如何，最终的落脚点依旧在抗战，这才是当时最重要也是最大的现实语境。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旨内涵

　　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表述有其具体所指，这也正是该时期中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认知与回望的表达。1938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时，时人引述宋庆龄的一句话：“假如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主张，以及联俄、联共、工农利益三大政策能够继续到底，则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铲除净尽，帝国主义早被驱逐出去，而中国已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国了。”宋庆龄对孙中山逝世后国内政治的发展不无怨言，并且觉得未能贯彻孙中山的国共合作主张造成中国困局，而“三大政策”本质上即孙中山国共合作的具体落实。

　　“三大政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实施后的重要内容。1939年，陈伯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阐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各项具体措施，道出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应该包含的各项革命原则，较完整地规定出来，特别如：民族主义中之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中之打倒军阀，废除以资产为选举的标准，规定辅助平民阶级的组织，规定一切反帝国的个人及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权利，而卖国罔民阶级的则否；民生主义中之耕者有其田，主张国家应该给佃农以土地等，这些都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前所没有明确规定的，而这一切规定下来，才提高了三民主义的革命价值，才打破了一般人对于三民主义漠视的心理”。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提出了“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第一次国共合作”纪念话语中言指到“三大政策”：“以国共合作做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对内联合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有名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仅产生了北伐国民革命，也有具体的三大政策。

　　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在表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强调其在历史中起到的作用与价值。1941年的《晋察冀日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六周年的文章中，高度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的国民党得到列宁与共产党协助，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九二三—二四年的改组，促成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发展与充实了三民主义的革命部分，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在这一时期内，孙先生的一切主张与言论，成为国民党与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永恒的光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果是伟大的，它使一切革命势力得到飞跃的发展，使解放的怒潮澎湃全中国。”“三大政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有名的三大政策，就是联合共产党，联合苏联，团结工农群众的三大政策，就是这个时候建立起来。”并且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三大政策的实施“才产生了一九一九—二七年蓬蓬勃勃的大革命，才有了民国十六年的誓师北伐，使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面前发抖，使北洋军阀在革命的北伐军的面前消灭了”。某种程度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其历史目标和价值。

　　纪念话语高度肯定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石西民在1939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时说：“中山先生卓越的眼光，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中，证明了他的伟大。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以后，不仅实现了中山先生‘成一最有力量之国民党’的愿望，并且迅速地统一两广革命根据地，发动北伐以破竹之势，抵定长江流域。”正因国共合作才有了中国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不仅如此，国共合作政策作为“三大政策的基本环节”，其中“联苏政策的形成，和联共政策分不开，而扶植工农政策的形成，也和联共政策分不开，时人皆知：国共合作再造了国民党，再造了中国革命，也再造了中国民族。”整体而言，纪念话语比较完整的通过回忆阐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绩：“英明的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提议，毅然改组国民党，坚决和共产党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来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这样就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联合了起来，成为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因而就产生了1925—27年的大革命，收回了汉口、九江的租界，打败了北洋军阀，革命的势力普遍到全中国。”实际而言，这些成绩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试图给现实抗战提供精神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