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名何时定？“科学”原是中国词！

　　“中国”作为国名是什么时候确定下来的？为什么西方称中国为China？“民主”“科学”是外来词语吗？

　　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与聂长顺博士合作推出新著《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对中国文化30个核心概念追溯其生成、演变历程，揭示其内涵本质和流变，为我们呈现出别开生面的中国文化概念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内涵总是通过语言这个思想的符号表现出来。研究文化概念史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冯天瑜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中国文化史核心关键概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著作。

　　冯天瑜教授告诉记者，30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研究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西学东渐”时，中国文化中出现的“文明”“社会”“经济”“民主”“自由”等新词的产生和演变。他先后研究了50多个文化核心概念。这些概念的产生和演变，反映着中国社会、文化和思维的演进、变化。他说：“打开关键词这扇窗口，历史的苍茫云海、文化的游龙飞凤，渐次展开眼前，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翻开近700页的《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那些耳熟能详的词语概念，经作者辨流溯源，探幽发微，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名称的由来

　　我们国家的名称“中国”是什么时候确定下来的呢？

　　冯天瑜教授考证，虽然“中国”这个词在我国的文献中出现很早，但作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出现的”，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国名是近代才确定下来的，近代之前，我国其实没有固定的国名。

　　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对我国历史上“无国名”一事痛心疾首。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更早的时候，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激愤地写道：“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

　　既然没有国名，那么，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国是如何称呼自己的呢？名称很多：赤县、神州、海内、华夏、中夏、九州、九牧、九区、九域等。更常以朝代作国名，如大汉、大唐、大宋、清国。

　　由于没有固定的国名，古代外国称呼中国也五花八门，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斯”，意谓“丝国”；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震旦”“脂那”等，这大约是“秦”的音译变异而来，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早于秦的“周”或“姬”两个中国西部古国名的波斯语和梵语的音译；日本曾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明治时期称中国为“清国”，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叫“日清战争”。

　　清末外交家薛福成在《出使四国记》中说：“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纳’，法曰‘细纳’，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字之音译……”

　　“中国”衍为正式国名，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据冯天瑜考证，“中国”一词较早出现在周初，也就是距今3000多年前，依据是，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内底有铭文122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武王打败了商国，就在庙里祭告上天说：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由此统治民众。

　　这是迄今所见最早有“中国”一词的文献，“中国”在这里的意思是“天下的中央”。此后，先秦典籍《尚书》《诗经》《左传》《孟子》等也多次出现“中国”一词。据学者统计，有“中国”一词的先秦典籍25种，共出现177次，一共有4种含义，分别是“京师”（9次），“国境内”（17次），“诸夏领域”（145次），“中等之国”（6次）。

　　由此可见，古代文献中“中国”一词主要是一个空间方位和地理范围的概念，最初的意思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

　　随着历史的发展、疆域的变迁，“中国”所指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西周及春秋早期，“中国”指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统一天下后，“中国”范围扩大到长城内外、临洮（今甘肃）以东广大地区；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疆域范围达到顶峰，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380万平方千米。

　　秦汉至明清，这样的地理中心概念逐步发展出华夏中心的世界观念和华夷二元对立的国际观念，形成一种封闭的自我中心主义。

　　冯天瑜在新著中说，“中国”以非正式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该文记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有这样一段文字：“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汉唐时期，也有以“中国”为世界诸国并列一员的用法，如《后汉书》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当时并不多见。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萌发于宋代。冯天瑜对此时“中国”概念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王朝则不同，北边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所以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

　　宋初学者石介专门写了一篇《中国论》，其中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石介虽然仍持“内中外夷”观念，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的观念，强调彼此独立，“各不相乱”。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己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近代，西方列强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突破了中国是天下中心、在世上“定于一尊”的传统观念。

　　清末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论“公法”时指出，国人必须“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方能改变“孤立无援，独受其害”的窘况。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随着国门打开，清朝需要与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须以一个正式国名与之相对应，“中国”一词开始在这种交往中使用。

　　因为俄国是离我们最近的西方国家，所以，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彼得一世（1672－1725）时，俄国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时的清朝军队争战，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头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俄方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

　　之后，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这样的话：“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这里“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对应的国名。

　　但从历史文献看，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这种用法还是个别事例。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交事务。比如，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与英王乔治三世的往还信函中，英王国书称“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称清方为“中国”，而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书从未称己国为“中国”，通篇自称“天朝”。此种情况一直延及嘉庆皇帝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来往文件中。可见当时中国朝野只有内华外夷的“天下”观、“天朝”观，没有权利平等的国家观、国际观。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虽然仍有“大清”“中华”等多种提法，但用“中国”自称逐渐多了起来。林则徐的对外信函，一再用“中国”与“外国”对举，以“中国”称自己国。如，林则徐所拟致英吉利国王的檄文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

　　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给英军统帅写信，也称己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的说法；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发布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等说法。可见，这时候自称“中国”的开始多起来。

　　汉文“中国”一词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称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民人”。

　　近代中国面临东西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的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就自然而然地被朝野所袭用。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英文为China。自此，“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以“中国”为其简称。

　　冯天瑜在书中写道，“中国”一名，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其词义屡有迁衍：由初义“京畿之地”“四夷之中”，演为“中原”“中土”，乃至近代成为“万邦之一”的正式国家称号。“中国”词义的演绎，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从“天下中心”观走向“全球一员”观，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

　　“科学”并非日本创造的词

　　不少关于外来语的辞书和论著认为，“科学”是从日本输入中国的外来语词，冯天瑜认为，“此说似是而非，需要加以辨析”。

　　“科学”是古代汉语中就有的词，其内涵是“分科举人之学”，指围绕科举考试的学问，其外延涉及与科举取士相关的经学、策论乃至书法等。

　　冯天瑜在书中说，以他所见，“科学”作为一个词组，早在唐代就有。唐昭宗光化年间，诗人罗衮的《仓部柏郎中墓志铭》开篇写道：“近代科学之家，有柏氏仓部府君讳宗回。”这里的“科学之家”意思是：致力科举之学的家庭。

　　南宋陈亮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说：“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这里的“科学”也是“分科举人之学”的简称。由于古汉语的“科”有目、类的意思，所谓科目，科类。所以“科学”又含有“分科立学”的意思。

　　唐宋时期，科举制被日本引进，“分科举人之学”的概念渐传日本。但在日本，英文Science较早的汉字译名是“学问”，见于日人堀达之助1862年刊行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同时代稍晚的高桥新吉等人编的《和译英辞书》、荒井郁之助的《英和对译辞书》等，都沿用此一译名。日本还曾以“文学”译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