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良与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4)

　　对于陈氏“已先专奏”之举，锡良急电李经羲、瑞澂“出奏不能再迟”。由是，电奏稿经仓促改动后于“漾（九月二十三日）晚遵列台衔”拜发，改动涉及联衔名单和具体内容：首先，调整联衔者。宝棻退出，闽浙总督松寿、四川总督赵尔巽、热河都统诚勋、绥远城将军信勤加入，这样联衔者由19人增至22人。对于唯一退出的宝棻，舆论给予密切关注。《申报》报道，九月十四日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假游梁祠开会，到者三千余人，群赴抚院要求代奏速开国会，“呼吁之声喧天震地，宝抚大骇……允即代奏”。而其退出，则因政府密电令勿赞成国会。其次，内容改动。九月二十四日李经羲致电各疆臣，通告内容改动情况：一是“遵慕帅电”删去述前明崇祯事的文字；二是出于“似不迫促”，考虑将“定以明年设国会”改为“定于一二年内”；三是增加一段专驳陈夔龙资政院可代行国会职责的文字。显然，改动处尤以国会期限变动最关键，此为李氏个人主张而非疆臣协商结果，或与之前李氏推托领衔出于枢府指示“宜稍镇静”同一原因。

　　九月初一日刚刚开会的资政院，国会请愿成为最热门议题。二十日资政院开会议决具奏立宪派请速开国会书，全院议员莫不高呼，“万岁之声雷动”。然而，此时清廷关于会、阁问题的议决，因掺入权势斗争变得异常复杂。摄政王载沣倾向缩短国会召开期限，以收“维系人心”之效，并与枢臣谕商良久，但因奕劻请假而未议决。正如时论所言，奕劻请假五日即意在“暂避会议国会要件”。进而，奕劻又以请辞相抗，据报道：“各省人民要求速开国会势力日坚，而上之督抚、各部院大臣，下之各谘议局，莫不闻风响应。自揣难敌公论，又不愿见此不合意之举动，故近日已决意辞职。”对此，力主速开国会者踌躇无策，载涛致函载洵即感叹：“孤掌难鸣，苦无同志，天下不如意事十居八九，信不我欺。”

　　四、 锡良再次领衔疆臣会奏及结局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上谕着将各省代表速开国会书、疆臣联衔会奏电等件“交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公同阅看后预备召见”。此预示清廷很快即有决策。加之此际传出国会“再迟三年之风说”，个别疆臣又急谋联衔续奏。就在当天，李经羲致电各疆臣，提议由锡良主稿续奏电。锡良认为会、阁事业经电奏，政府尚无决策前似难续奏。鉴于此，李经羲于九月二十七日晚独自行动，将陈昭常于二十四日发出的旨在专驳陈夔龙“养电”的“敬电”略加修润后仍列前奏原衔急电枢府，事后解释未经协商即发电缘于事机急迫，“若朝旨一发，更难挽回”。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军机大臣及各行政大臣齐聚会议政务处，讨论会、阁期限问题。据《申报》事后报道，各员“大抵语多骑墙”，在“若不稍为缩短年限难餍众望”和“若迳予允许又恐民气愈张”之间摇摆而“无一决断之词”。最终至下午四点议定调停办法，即宣统三年设立责任内阁，宣统五年召开国会。

　　明谕颁发前疆臣仍未放弃努力。九月二十八日，丁宝铨电劝锡良领衔续奏：“尊处外交难，各省尤难，若无国民以盾其后，一半年间设出有不可思议之现象，又将何策以图救？故国会一举，对外较对内为尤亟。鄙意仍由公领衔，联合各省续请。”是论从固结民心切入，可谓语重心长。此时锡良颇为担虑前奏竹篮打水，但又恐日内奏入而朝命已下，如此不仅难望政府收回成命，“将来再争亦归无效”。三十日，锡良从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来电得知二十八日朝臣会议做出的会、阁期限决议，施并密告“诸大佬现无明反对早开国会者”。此时郑孝胥也向锡良力谏“迟则无及”。最终，锡良决定续奏并委郑孝胥草拟电文，三十日夜七点撰成。锡良僚属冯冲贤建议将电稿中“锡良等前奏请内阁、国会定于一二年内同时并举”一语改为“锡良等前奏请开内阁、国会以救危急”，刻意避开“一二年”字样，得锡良采纳。据郑孝胥记，锡良读罢续奏电后颇为动情，“奋髯抵几曰：此电有力，我革职亦甘之”。该电当晚八点拍发，取军机处代奏方式。同时，郑孝胥将该电抄寄立宪派重要人物孟昭常，托其登报以布天下，并慨言“此真最后之十五分钟矣，我将挟各督抚之力为国民决一死战”。

　　出于赶速续奏目的，锡良并未征询各疆臣联衔意愿，直接沿袭首次会奏名单。续奏电援引日本召开国会出于民力促动的事实，重申速开国会之益及迟开之害：“说者谓日本维新亦先立内阁、后开国会，遂欲取以为法。不知日本改革幕府之后，长（州）、萨（摩）二藩握权专政，其基未固，故专用压力缓开国会，而民间积愤不平，第二倒幕之声已闻于全国。幸政党人才继起，国会旋开，仅保未乱，此日本之内容，固无可隐讳者也。今中国民气奋发，视日本当年不啻过之，而朝中大臣勋业才望较之长、萨二党相去何如，岂可复袭其危险政策哉？且国会既开，人心拥戴，皇室愈固，一切颠倒倾侧意外之变无自而生……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佥壬之人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该电虽未明确指明会、阁具体时间，但明确表达了“内阁、国会不能不同时并立”之意，如此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皆应在宣统三年（1911）完成。十月初一日，锡良将续奏电发给各疆臣，并解释未经协商意在赶于上谕明颁前递达。揆诸锡良档案，各疆臣纷纷复电表态认可，亦有疆臣认为一旦付诸联合行动则不可废于半途，陈昭常即言“须坚持到底”，“既已发端，必当至再至三”。丁宝铨认为此说最有见地，并呼吁疆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团体抗争意识昭然：“今日世界无事不讲求团体，我辈既联衔十数人呈此政见，若云政见不是，宁可自讲斥退，岂能忽彼忽此，与反对者强同？公有此一电，日人之在东省亦将曰‘国有人焉’，其气必为稍慑。刻日人对待三省政策，全视我之国会成立与否及议员程度若何，此为彼最注意之事。”

　　十月初二日，载沣召见会议政务处大臣议决会、阁期限，各军机亦在场。当日施肇基致电锡良披露会议详情：“（摄政王载沣）先问组织内阁、钦颁宪法应否同时并举，抑分先后；次问国会应何年可集。诸王大臣均主张缩短年限，有请明年设阁并钦派大臣拟订宪法、五年开会。学、尚奏对，拟仿日本先设阁、缓开会。邮尚驳之，与那相同意，主张速进。讨论一小时余，监国命枢臣拟谕稿，明早进呈核定。”最终，清廷未改九月二十八日决议，十月初三日颁谕：“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定，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并特别声明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尽管谕旨如此言说，清廷缩改国会召开期限实为疆臣会奏和立宪派请愿合力的结果，正如《申报》言：“某巨公对人宣言，朝廷实无必开国会之意，不过各省督抚及各省人民纷纷要求，故定于宣统五年召集，此次转圜尚系格外成全。”

　　清廷虽提前国会召开期限，然与疆臣及立宪派的要求仍有距离。个别疆臣言辞激烈地对此表达了不满，丁宝铨即言：“以多数之督抚与国民之意见，而政府必欲深闭固拒，……即不必有列强环伺，亦恐祸至无日。”但主导会奏的几位疆臣则认为既然清廷已颁谕旨则未便续陈。十月十三日，瑞澂致电锡良、李经羲，言武汉各团体仍有要求明年开国会之请，对此“续奏固不能，坚拒又未便”，故而“一再宣述旨意”。锡良表示认同此议，声称“敝省人民现在并未求请续奏”，如再陈请则仿效其法。之前个别疆臣坚持到底的论说，也随着此数人如此表态渐而偃旗息鼓。然而，锡良所言“并未求请续奏”，或仅为一时之态、或是有意讳之。实则，奉天各界鉴于东北局势较日韩合并时更为危迫，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先后于十一月初三、初五日两次赴督署请愿。处此情势，锡良又有单衔具奏之举。

　　关于奉天各界的这两次督署请愿，东北的《盛京时报》给予密切关注。十一月初三日恰为星期日，奉天各团体代表千余人在刘文焕等人的带领下，执旗数面齐赴督署门前请愿速开国会。锡良恐“人数过多恐激他变”，“电传民政、提学二司到署向众开导”。然请愿代表“非请督宪亲身面允不可”，进而全体跪地号哭。最终锡良亲出开导，“谓尔等暂回，本大臣定即代奏”，“众始起立并欢呼万岁者三，纷纷散去”。五日的请愿活动则规模声势更为浩大，先是奉天各界民众万余人齐聚谘议局，于午前十一时由该局成列前进，最前列者揭持特书“奉天全体人民请愿即开国会”、“谘议局”等字样大旗三四方，次为手捧请愿书的谘议局议长吴景濂，再为各团体持旌旗依次前进，观者如堵以致道路拥挤。请愿队伍抵达督署门前后，跪地请求督宪面允代奏。锡良在此之前已邀集各司道磋议，及至是时与请愿代表晤面并允以代达。

　　请愿发生次日，锡良具折痛陈“欲求所以捍三省之危亡者，一无可恃，所恃者民心不死”，唯有速开国会可系人心而维大局，否则东三省必为朝鲜之续。考虑到之前锡良和瑞澂往来电文中的表态，他面对民众请愿当经过心理斗争。据报道，“御史庆福奏，锡良屡请速开国会自当允从，并力陈东三省危急情形，语极恳挚，摄政王甚为所动”。载沣或心有所动，然终无行动展现。折上两天后锡良请病假半月，二十日又以病势未减奏请开缺。正如舆论分析，病体仅为借口，锡良决计乞休意在抗“当局不谅”。最终，十一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请旨定夺……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即非安分良民，该督抚等均有地方之责，着即懔遵十月初三日谕旨查拿严办。”此谕旨的颁布，不仅强制性地为宣统二年疆臣会、阁讨论画上了一个并不“完结”的句号，也浇灭了立宪派的希望。就前者言，李经羲认为两次上谕皆未涉及责任内阁与官制未定有关：“朝廷意，深谓官制与内阁相关，官制一日不定，内阁一日难设。”因此，之后疆臣讨论重点转向官制设计尤其是督抚权限乃至去留的问题上；就后者言，《申报》将清政府驱逐请愿代表视为“弃吾民”的表现，民心一去则“万事瓦裂”。其时正在奉天的汤寿潜、张謇等人喟然长叹：“国家对爱国民众如此压迫，非革命不能救国也！”十月二十四日夜，锡良亲至郑孝胥寓所示昨日谕旨，郑氏在日记中照录谕旨全文并写下“国民已怨朝廷之无能，朝廷犹以国民为无知”“人心去矣”“乱必成矣”等文字，内心之失望与悲愤可见一斑。

　　结语

　　锡良联合瑞澂提出的干路借款计划引发疆臣集体性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疆臣群力的有效凝聚和联合，为疆臣继而热议会、阁期限问题搭建了重要的桥梁，正如事后时论总结：“因谋借债而防流弊，因防流弊而思及国会、内阁之不可缓。及其结果，乃舍借债之问题，而有联合电请速开国会之举。”进一步分析，干路借款计划由锡良谋士郑孝胥提出，其幕后推动者的角色值得重视。郑孝胥游走于疆臣之间，素抱借疆臣之力对时局产生影响的构想，他提出干路借款计划并非仅仅期于路事之成，而是借疆臣讨论倒逼清政府加速宪政进程，最终实现路政与宪政皆进的目的，这正是他“民先行开放”而后“可言对外开放”政治理念的反映。锡良接纳郑氏建言并积极参与疆臣会、阁讨论，直接诱因于锦瑷铁路借款计划遭挫背景下对会、阁不立诸政难行的切身体会，如此挽救东三省于危亡势将沦为空谈，从根本上看实为疆寄职守使然，并非“权利诉求”一语所能全部概括。

　　就疆臣的政治言说和宪政观念而言，整体看他们从统一政令和划分权责的角度论证会、阁速立的必要性，将会、阁之立视为宪政先着，希冀借此消解“上下、内外互相乖睽”的政治困局，从而实现中央和省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协作，显然有一定的合理性。更能直接反映锡良个人政治见解的续奏电，则重点论述了“民气”的重要性，所谓“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在位者不必亲，在野者不必疏，其崇戴我大清则一”，在某种程度上将对会、阁的诉求演化为民意和政治之间的博弈。这不仅反映锡良对立宪派力量的感知和利用，也展现了他借民力对政府施压乃至要挟的意图。而续奏电将会、阁奉为圭臬，甚言会、阁成立后“一切颠倒倾侧意外之变无自而生”，则凸显锡良对宪政不切实际的寄望。

　　就疆臣行动轨迹来看，他们愈来愈秉持义无反顾、坚持到底的理念，正印证了心理学上“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就是专横和偏执”的观点。疆臣如此表现不无借此造势以撼动人心的策略考量，李经羲即坦承，会、阁“初办未必即善”，“然实做逼紧收拢主义，敷衍人渐少、明白人渐多”。正如其言，激进态度构成疆臣会、阁讨论的显著特征。尽管疆臣强调会衔之举意在救亡图存，而非与中央为难，然参与度极高的群体行动不可避免地触碰了清廷权威，使得已然脆弱的央省关系雪上加霜。而载沣派与奕劻派围绕会、阁期限问题的角力，说到底还是权力之争，暴露出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重分化与内耗。从晚清政府与立宪派关系审视，清廷提前国会召开期限并未“餍众望”，驱逐请愿代表更是加剧了政府和民众的对立，造成统治合法性流失。综上，疆臣会、阁讨论与行动不啻为一次政治试错，证明改良主义方案对于积重难返的近代中国而言实为隔靴搔痒之策。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